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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傅們說：“燒了。”

長腳說：“我保證不躲了，你們把資料還給我。”

師傅們說：“燒了。”

長腳拿起一把扳手，說：“去你媽的，還給我！”

師傅們說：“燒了。”

長腳操起扳手，舉到空中，那樣子好像是要行兇。這個動作要是由我來做，師傅們早就逃了，可惜，長腳太缺乏威懾力。師傅們瞪了他一眼，然後把帽子都摘了下來，把腦袋湊到扳手下面，說：“往這兒敲，你敲一下，我就工傷半年。”長腳看著那七八個腦袋，首先，他不敢敲，其次，他也不知道該敲誰好。扳手最終敲在了師傅們的棋盤上，那些棋盤都是鋼板做的，用刮刀在上面畫出格子，扳手只能敲出一聲巨響，以及一串火星。師傅們哈哈大笑，長腳放聲大哭，往河邊跑去。

那天我和小李在管工班門口目睹了整個過程，連師傅們燒書也看到了。有個老師傅說，管工班的師傅很厲害，當年造反搞武鬥，他們拿著長槍（其實是一根兩頭削尖的管子）攻打圖書館，把整個圖書館都燒了，長腳那幾本破書算個鳥。

長腳雖然窩囊，但還是我們的結拜兄弟，我和小李跟在他身後，一直追到橋上。長腳趴在橋欄杆上，對著河中的貨船掉眼淚，喉嚨裡發出呃呃的聲音，好像要噎死過去。我們怕他跳河，就抱著他的腰。我奶奶說過，撞牆抱頭，上吊抱腳，跳河抱腰，都是拯救自殺者的辦法。長腳卻不肯離開，雙手抓住橋欄杆，雙腳抵住橋沿，好像一張弓一樣被我們拉開，這就更不能放手了，因為一鬆手就會把他彈到河裡去。最後小李把手伸到長腳腰眼裡，點了一下，他就鬆了勁，我們把他扛到街上，長腳坐在馬路牙子上，像個女人一樣啜泣。

我和小李一左一右護住長腳，防他再跳河，長腳臉上哭出了深一道淺一道的淚痕。路過的工人對我們喊：“路小路，李光南，你們倆又欺負長腳！”

長腳哭夠了之後，對我們說：“我要辭職！”

“去哪裡啊？”

“不管去哪裡，我就是要辭職。”

“可是你去哪裡呢？”

長腳說不出來，我們也說不出來。九三年，坐在河邊，河很寬，河水是黑色的。去哪裡這種問題是不能想的，假如我去想，就不免要問再自己，我從哪裡來？我是誰？這他媽不是一個電工該想的問題。長腳是不可能辭職的，他只會做管工，我甚至還不如他，我只會擰螺絲擰燈泡。後來廠裡跑出來一個車間管理員，指著長腳說：“長腳，修管子去！”長腳已經哭累了，只能站起來，老老實實地跟著他走了。我坐在馬路牙子上，點起一根香菸，等煙燃盡了，我拍拍屁股，和小李一起去換燈泡。

我曾經問過小李，你技術不錯，又很年輕，為什麼不到三資企業去撞撞運氣。小李說，三資企業管得很嚴，動不動就被開除掉，國營企業雖然操蛋，但它不能開除職工，除非你真的去打車間主任。

我那時候對三資企業沒什麼概念，只知道是香港人、臺灣人以及外國人開的廠，至於它們和國營企業有什麼區別，大概就是工資比較高吧？小李給我算過一筆賬，在糖精廠，我們一天干兩個小時的活，其餘六小時閒著，在三資企業一天馬不停蹄地幹八個小時的活，工資卻不會高出四倍。這是顯而易見的道理。後來我遇到個高中同學，他在一個韓國人的廠裡做流水線，他說，一天至少幹十個小時，連小便都要登記掛號。

九十年代，戴城開發工業園區，到處都是土方車，在大街上橫衝直撞。這些土方車從農田運來泥土，把另外一些農田填平，造廠房。六根說，他們村裡來了一些穿西裝的人，說是免費給農民挖魚塘。農民開心死了，養魚比種地掙錢。於是挖土機就開進了村子，日夜不停地挖魚塘。六根的爸爸一覺醒來，發現自己家的菜地全都變成了四方形的大坑，足有三米深，掉進去根本爬不上來。等到他爸爸回過神來，已經晚了，他們家的房子彷彿聳立在一座山丘上，四周全是深坑。下過雨之後，他家就成了個孤島，得坐在木桶裡游出去。六根爸爸沒辦法，只好放了魚苗來養。有一天，村裡的小化工廠放汙水，魚全死了。

六根家的菜地，最終變成了工業園區的地基。我們嘲笑他：六根，你家好大的游泳池啊，可惜全是深水區。

那時候，戴城的工業園區，據說是新加坡投資的。全市的幹部群眾都很緊張，新加坡人就要來了。我以前不知道新加坡，據說是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