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不在”征服了寫作中的意識形態，放棄了對一貫典雅或華麗風格的傳統文學的依賴，達到了一種純語言（或純方程）的狀態。詩歌（傳統意義上的）被非非克服了，詩人被重新追認或重新發明了，詩失去了色彩，詩人成為一個誠實的人。在非非詩中，詞語獲得了自由，語言恢復了最初的新鮮（雖然這新鮮是沒有意義的），非非變成了傳達原語言的資訊行為。一切祈禱式或命令式的語勢（詩歌傳統意義上的抒情話語權勢）被一種直陳式寫作所替代（或消解），被巴特式的“純潔寫作”所替代。詩歌達到了一個要求——形式就是文學責任最初和最後的要求。

１９９３年，非非詩人將非非語言引進市場經濟發展軌道，提出中國首次語言大拍賣方案。接著，他們還評選中國最佳夢孩，在全國範圍內徵集夢文、尋覓夢友。他們還身體力行創立中國第一個左派小區，即共產主義村。他們的非非之夢指向了共產主義之夢。但同年１０月非非作為一個集體形象最終又被後現代（另一種權勢？）所消解，如楊黎所說“非非在堅決與溫柔中解體了。”

文學走到了盡頭，後現代主義在中國迅速完成了它自身的一場集體退出行動！拒絕行動！自殺行動！非非也以它“中性”般的“純潔”姿態完成了這一最後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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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三個詩人從“紅旗”出發（1）

１．　紅旗

１９８６年的成都，中國詩歌正在此經歷繁花似錦的一幕。流派紛呈，春風化雨，一個新的抒情組織已在四川大學以帕斯捷爾納克的“白夜”或“秋天”的旋律集中。這一年，潘家柱考上川大中文系美學專業研究生，付維也來川大進修，向以鮮——一位眼睛總是浸滿淚水的詩人在川大古籍所工作，孫文波——成都當時唯一的抒情詩人在這裡找到了抒情的同志。很快孫文波、潘家柱、付維、向以鮮合辦了一個雜誌《紅旗》（紅旗即抒情，即血染的風采……）。這個只出了幾期的油印雜誌引起了一定的注目，這些詩即便現在讀來仍有相當價值，它忠實地記錄了一群正值青春的詩人怎樣渡過青春的險境：孫文波在《１９８７》中，“他整日關起門窗獨自痛定思痛”以及在《午夜的廣場》上“人們為了自己的命運獻出了青春，愛情和熱血”。趙野在繼續經歷青春的“超我”，“要知道偉大的風暴中，這一切多麼瑣屑。”潘家柱以赤子之心歌唱道：“人啊，我的兄弟/你怎能拋下你的生活/一匹棕紅的小馬/也會在夕陽下回家/人的孩子啊/你怎能長大”，並在《痛飲一月》中表達了他壯懷激烈的遠大抱負“讓幾個仁人志士大顯身手”。青春的巨痛在鄭單衣身上變成無數莫名的敵人，在“又一個春天”裡，他“使這埋葬著死者的星球暈眩、厭倦並在肉體的堤岸上大肆吞食又一個春天”，接著他晦澀的波德萊爾式的青春在兇猛地進入《日子》，“日子咬牙切齒，出出進進/日子深入人心/看守著血、看守著骨頭，而死去的是你，在另一些日子裡”。付維的青春在溫婉中進入“晚風送來靜謐和芬芳/一片古典的光輝，我倆喃喃細語”，他以他特有的溫柔低聲輕唱（就像他所熱愛的宋朝詩人周邦彥那樣滿懷溫潤幸福的力量），他賦予詩必要的優美和安寧，他的幻想也是柔和的（疼痛遙遙無期或排斥於他安靜的內心之外），“更美更長壽的動物在遙遠的森林夢遊，就這樣，我承擔了你悲劇的一天”（《故事》）。我彷彿也長久地迷失於１９８６年寒氣逼人的冬天。我在墜入那個年代特有的集體詩情裡，墜入而一時無法說出，還需要時間，需要一種奇妙且混亂的痛苦等待。臉，無數的臉在呈現，變幻，扭曲。在四川大學的校園裡人們（包括逃學的學生，文學青年，痛苦者，失戀者，愛情狂，夢遊者，算命者，玄想家，畫家，攝影師，浪漫的女人，不停流淚的人，*旺盛的人，詩人，最多的永遠是詩人）在這個冬天奔走相告，剖腹傾訴，妄想把一生的熱情注入這短暫的幾天。一個人的淚水奪眶而出，她嘔吐著，並用菸蒂燒自己的手背；在另一個黑夜，幾個人抱頭痛哭，手挽手向著車燈的亮光撞去；還有一位卻瘋狂於皮包骨頭的痴情，急得按捺不住。終於，我宣佈了我剛寫成的一首詩《痛》：怎樣看待世界好的方面

以及痛的地位

醫生帶來了一些陳述

他教育我們

並指出我們道德上的過錯“紅旗”詩人直抒胸懷，發而為歌。這種詩風在北京詩圈很有好感，因為北京自“今天”開始就有一個抒情詩的傳統，“今天”已成為最早抒情的榜樣。北京——一個大喊疼痛的城市，它給予詩人的唯一任務就是歌唱。而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