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點自我嘲笑和諷刺的意味呢？”我有點尬尷得無法控制自己的坐姿了。

老人似乎已清楚地看出了我內心的活動。他緩緩站起來，邀請我上樓去他的臥室兼書房。好像一切都沒有發生，他也沒有留意到我的“豐收”牌香菸。這時我的心才重新平靜下來。

我跟著老人慢慢走上昏暗的樓梯，來到二樓潔淨樸素的臥室兼書房，仍然到處都是書，昔日的外文書和一冊冊中國古典線裝書，堆滿了兩壁牆，可就是沒有一本新書。一個書桌，兩把椅子，一張床，一個衣帽架，簡單之至。我和老人一起坐到他工作的書桌旁，檯燈照映著老人的一大半側影，那濃重的側影在明暗不定的書籍前孤寂地閃爍。

這時我忐忑不安地拿出我的習作給老人看，老人專注地看著，沒有什麼異樣的表情，最後還給我時只輕聲說道：“這詩有特色。”接著老人從抽屜裡取出一份厚厚的他的文章的影印件，題目是《試論直覺與表現》。我冒昧地衝口而出：“能否讓我帶回去看一看？”老人囁嚅著，一下變得有點孩子式的侷促，這文章似乎立刻就要不翼而飛。我向他保證明天上午１０點以前一定奉還，他才慢慢地交到了我的手上。又靜靜地坐了一會兒，我起身告辭了。臨別前，他送給我兩瓶綠素酊，一份他自己寫的藥品介紹文章，一份他自己寫的個人傳記的列印件。

從此，我開始瞭解老人的情況。我讀到了許多老人不為人知的事：

他１９０３年出生於廣東新會，他的父親梁星坡與梁啟超同年，又是同鄉，由於家境貧寒，立志從商，失去了成為梁啟超同窗學友的機會。這是老人一直深以為憾的一件事。

老人初中就讀於廣州培正中學，從那時起就廣泛閱讀中外文學名著。１５歲時讀美國詩人朗費羅譯的但丁《神曲》，閱讀中表現的狂熱令英文女教師大覺吃驚。１６歲時就獲得“南國詩人”的稱譽。

１８歲時與後來成為日本大詩人的草野心平在廣州嶺南大學生宿舍頂樓面對珠江共同閱讀羅曼·羅蘭的小說《約翰·克利斯朵夫》，當讀到“去死罷，你們應該去死！一個人並非為快樂而活著。他活著是為了完成我的律法。受苦，死。但做應該做的——一個人。”這時，他們不約而同地因悲愴而痛哭起來，彷彿聽到了上帝的聲音。羅曼·羅蘭這部書對他影響很大，“做一個人，一個頂天立地無依傍的人，一個要由畢生超人的奮鬥和努力去征服他苦痛，完成他工作的人。”這成了老人終身的座右銘。這是多麼熱切的老人的少年時光啊！

老人於１９２１年應鄭振鐸和茅盾邀請加入文學研究會，成為文研會在廣州的第一個會員。１９２４年去法國巴黎留學，結識了法國著名象徵主義詩人瓦雷裡併成為摯友。１９２７年瓦雷裡陪他在巴黎綠林苑一邊散步，一邊講解自己的著名長詩《水仙辭》。１９３０年，老人譯出此詩由上海中華書局出版，以單行本問世，瓦雷裡第一次被介紹到中國。１９２９年與羅曼·羅蘭相識，互贈書籍和照片。１９３０年法譯《陶潛詩選》由巴黎Lemanyer出版社出版，此書由瓦雷裡作序。老人在１９３６年寫的一篇《憶羅曼·羅蘭》的文章中說道：“影響我最深澈最完全的卻是兩個無論在思想或藝術上都幾乎等於兩極的作家：一個是保羅·瓦雷裡，一個是羅曼·羅蘭。”老人青春時代的一連串風華正茂的速寫。

三、去見梁宗岱（4）

老人曾被吳宓稱為“中國的拜倫”，他自己卻說：“我只有壞脾氣這一點像他。”老人從小就脾氣火暴，最愛打抱不平。一生打架的次數加起來至少會有１００次。在歐洲留學時，一次在一個華人餐館吃飯，一個德國人罵中國人是懦夫，老人一聽便按捺不住，衝上去便打。“*”時被紅衛兵毆打，一次他怒火上來，飛起一腳將一個紅衛兵踢出一丈多遠。老人歷歷在目的率直、任性、可愛又勇猛的少年心性。

１９３１年老人擔任北京大學法文系主任兼教授，同兼清華大學講師，年僅２８歲。他當時周圍聚集一大幫學生，其中有後來成名的卞之琳、羅大岡。我想象著老人當時春風得意、才氣恣肆的形象。

１９３４年由於離婚及與北大的胡適發生齟齬，老人離開北大去天津南開大學。柳亞子的兒子柳無忌在南開英文系任教，他後來回憶說：“宗岱自視甚高，傲骨崢嶙。好在我和羅皚嵐都謙虛禮讓，因此相處甚安。”有關老人的高傲可以說是眾所周知，不僅年輕時如此，直到老年也沒變。他最愛說的一句話是：“老子天下第一”。“*”時批判他的文章就記錄了梁宗岱的七十多條“老子天下第一”，譬如喝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