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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年後,一位德國漢學生告訴我這是一首她或德國人喜歡的詩,同時還向我提出19個有關詩歌寫作的問題;張棗透過這首詩認識了我,“它是有關言說和尋求自我位置的宇宙真理,它的激情是面對世界而不是祖國”;在肯亞內羅畢一所大學的夏日晚會上,一個黑人在我的朋友李冰的引導下朗誦了這首詩;我後來甚至看到了一個奇特的日語書寫的《表達》版本,在日本它被譯成《表現》,日本人會怎樣想呢?當他們讀到:“千千萬萬的人在廣島死去了,日本人曾哭泣過”這兩行時;在荷蘭,第21屆國際詩歌節,柯雷(Maghiel VanCrevel)——一位年輕而有活力的漢學家將我“表達”的白日夢譯成了荷蘭文;接著我還讀到了英文和法文的《表達》,在美麗而甜膩的法文中,《表達》將在法語的能指上發出奢侈的小舌彈音。變幻多端的語言把《表達》編織在各自縹緲的幻想或幻覺中,在異域他鄉的風景和氣息裡流動;在10月的晚上,或8月銀白的夜空下,《表達》有著它自身的更多的快樂,它早已同我告別,我25年由來已久的激情經過它圓滿的出口傾瀉而去,它白色的翅膀已經飛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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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去見梁宗岱(1)
1981年5月一個適宜的夜晚,我揣著我早期的一首象徵派習作《夜》以及對波德萊爾的一鱗半爪知識去見一位老人——詩人梁宗岱。他是我校法文系教授,我卻是英文系3年級學生。我對他可以說是一無所知,但一種想見到他的衝動在催迫我立即作出行動。
為什麼要去見他至今想來仍是一件神秘的事情,首先是卞之琳在《世界文學》上簡短地提到他的名字,然後是“梁宗岱”這三個字讓我本能地產生了神聖的預兆般的敬畏。或許正在發狂寫詩的我需要去親近一個偉大而隱逸的導師,或許我搖晃不定的詩篇正急切地想尋找一箇舊時代的老人的首肯,或許我命運中早已安排好了這一必然的片刻的相遇……
大約是前3個月的一箇中午,我和幾個同學下課回宿舍,在一條必經的林蔭道上看見一位高大結實的老人正在和兩位衣冠楚楚的法國人交談。他站得筆直,拄著柺杖,神態從容、高傲,只穿一件汗衫和一條短褲,這一點令我非常吃驚。廣州的2月雖已不寒冷,但他這夏天的裝束足以令我們這些還穿著毛衣的年輕人自覺慚愧了。我身邊的一個同學悄悄對我說:“他是法文系教授,廣州外語學院的名人。”
而這個夜晚我就要去拜見這位我心中神秘莫測的名人了。從少年時代起我就一直崇敬奇異的老年人,而且也親自深入接觸過好幾個不同凡響的老人(因這裡只說梁宗岱,就不枝蔓了),這是我天生特有的稟性,這稟性從左出發、兼收幷蓄,並非教育的結果。我讀小學時就在鮮宅沐浴過舊時代的晚霞,讀初中時又在山洞、林園聆聽到舊時代的殘餘正在一天天消逝的輓歌。這一幕幕舊時的圖畫像一個迷濛的古都或一個“同此涼熱”的導師正在慢慢地模糊或破碎。但也正是從那時起,我就有了一種難以描繪的感覺——新舊時代的血液將畢生在我的體內迴圈。這也是為什麼我的詩歌在走向最極端的時刻仍保持著對歌唱的古典抒情傳統,並形成我後來帶有總結性的詩觀,“一首好詩應該只有30%的獨創性,70%的傳統。”(或許這是一句反語,誰知道呢)
而這些古老、縹緲的感覺總是讓我想到那些能夠體現屬於那個時代精神特徵的老人。他們和我們不一樣:不同的信仰,不同的生活,不同的興味,不同的禮儀。這些不同對我一直是一個著魔的謎,也是為什麼我總是不自覺地情願熱愛這些老人的原因。
我已來到梁宗岱教授的住所,一幢深深映掩在竹林和花草中的小樓。昏暗的路燈照耀著這小樓古舊的輪廓,幾株大樹在初夏的晚風中微微向我點頭致意。我的大腦因過度緊張而處於一片興奮的空白。終於在良久地徘徊和踟躕之後,我輕輕推開了竹籬,循著一個太小的花園,步上臺階。略略鎮靜了幾秒鐘,我鼓起勇氣悄悄叩門。
教授夫人開了門,讓我進去。
我又看見了梁宗岱教授。他恰好面朝我,坐在一張圓桌旁,室內柔和的燈光輝映著他那從容、高傲的神態。整個房間四壁全是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