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煙的人腰身挺拔，依然那麼威武豪爽。他有著黑土地上走出的東北漢子特別的剛強，他那炯炯如神的眼裡透露出赤誠坦蕩。有人問他：“王院長，在你的人生中有沒有感到累的時候，有沒有陷入過低谷的壓力？有人說你是個天生的樂觀派，壓力越大，彈力更強，幹勁更大，這話當直？〃

“這都是重擔子給壓出來的。一句話，國家使命的責任。要說累，航天人搞型號幾天幾夜不合眼，是人都感到累。要說低谷，不僅我有，我們整個研究院都曾陷人過低谷。那也是一種壓力呀，壓得我吃不下飯，睡不著覺！〃

2　走進王永志（2）

那是什麼樣的壓力，壓得他睡臥不安呢？

“當院長嘛。”王永志深沉地說了一句，彷彿有一種難言的苦衷，這話裡蘊涵著的是一個歷史時代翻滾大浪的風雲，是一個時代在轉型期中的大起大落。翻閱研究院的院史，王永志出任院長的時間是1986　年，正是中國處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關鍵時期，中國的改革開放正在探索中前進，作為一個幾十年吃皇糧又受到計劃經濟特別寵愛的研究院，要逐漸擺脫計劃經濟轉向市場，那就是說，幾萬人的衣食住行、生存發展，不找國務院，也不找航天工業部，而是要到市場去尋找出路，這對於王永志、沈辛蓀和研究院都是不可想象的天方夜譚。一個科研單位，突然被推向市場，這個變化猶如在研究院人的頭上炸了一顆天翻地覆的原子彈。作為院長的王永志，肩上的壓力之大比泰山壓頂還要沉重。一院好像一下子從當年事業有成的頂峰陷落進鐵壁合圍的低谷，怎麼突出去？怎樣走向振興的康莊之路？王永志在這沉重的壓力下面對數萬戰友渴盼期待的目光，深深懂得了2000　多年前的屈原為何要喊出“路漫漫其修遠兮”。擺在他面前的路只有一條，中國航天技術要走向世界，必須背靠國內國外兩個市場，從困境中走向世界，殺出一條血路來。1　984　年初夏，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開會議。鄧小平同志在會上作了重要講話。他說：從當前世界形勢來看，美蘇之間的冷戰在降溫，雙方都向著緩和的方向邁出了一大步。估計巧年內，世界性的戰爭打不起來，因此我們原來的立足於早打、大打必須改變，以便集中一切財力、物力、人力，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發展建設好社會主義，實現國家四個現代化。

在小平同志講話後，中央軍委對全國的國防科委所屬科研院、所、廠等軍工企業提出了新的指導方針，即軍民結合，平戰結合，軍品優先，以民養軍。在軍工系列開展了軍轉民的二次創業，由過去單純的國家任務型向國家任務型與市場導向型轉制。於是院黨委召開緊急會議，研究怎樣走出困境，看來“大鍋飯”是吃不成了，“皇糧”也在大幅度地減少，“等、靠、要”的思想理念必須剷除。我們已經不再是國家養著的科研事業單位了，更不是過去意義上的國家幹部了，一定要橫下一條心像鄧小平同志說的“殺出一條血路來”。

一個長期封閉的研究院，無論思想觀念、組織機構、管理模式、規章制度，還是其工作的出發點，都構建在極為嚴密的計劃經濟的框架裡。幾十年來不管國家遇到什麼困難，都要想盡一切辦法首先保證其生存發展的研究院，宛如大家庭裡最受寵愛的孩子受到最佳的呵護。潛移默化中，這些時代驕子們做夢也不會想到，在社會突進的大轉型來到時，他們也會被拋進市場的大海。

早在1980　年，研究院黨委班子就已意識到商品經濟的大潮必然會成為社會發展的主流，他們在完成“三抓”任務的前提下，發揮自身擁有的科研實力和生產能力去投人民品的開發。在參加了當年北京市場技術交易會後，院黨委號召全院幹部職工行動起來，大搞民品，託關係，找路子，能幹什麼就搞什麼。首先從商品的流通領域進入，搞了一些見效快的生產經營，如加工裝配音箱、風扇、落地燈等家用電器，有的職工擺攤設點賣日用百貨和食品，幹了一陣卻見效甚微，這種遍地開花、戶戶冒煙、無目的折騰所形成的混亂，從另一個側面給院領導一個啟示：為什麼我們忘記了所有的經濟活動必須結合一院幾十年已形成的技術優勢和專業特長，才能找到更適合研究院獨具開發民品的出路呢？很多人認為搞民品是解決臨時困難的權宜之計，是業餘找點錢，並未進入實現未來發展的境界。研究院為從思想上解決這個帶有根本性的問題，於1980　年2　月召開了民品工作會議，從戰略的高度對民品工作進行統一規劃，將轉軌變型提高到研究院生存發展的高度，作為一個方向性的問題在全院展開討論。

王永志以超前意識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