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夏，丘吉爾訪問巴伐利亞，看到一群群渴望為國犧牲的德國青年正情緒高昂地在大街上游行，他感到德國“戰爭意識”的重新抬頭，併為此惴惴不安。1933年，希特勒上臺。丘吉爾清醒地認識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可怕訊號就要出現了”。他馬上在下院發表演講，指出：“德國要求軍備平等，陸軍與海軍的編制平等……這是最危險的要求。只要德國的怨恨與不滿尚未消除，還抱著我們不願看到過的那種情緒時，就可能獲得與其他鄰國完全相等的軍事力量，那麼可以肯定，我們自己也將面臨指日可待的歐洲大戰的重新爆發。”

1936年，希特勒出兵佔領了萊茵非軍事區，同年，與日本、義大利正式結成法西斯聯盟。1937年，他召集了海陸空三軍最高將領參加的秘密會議，把戰爭定為國策，並命令他們做好戰爭準備。這一切使丘吉爾深為憂慮。他說：“我們的國防實力、尤其是空軍實力不夠充實，不足以保證陛下忠實臣民的和平、安全和自由。要拯救英國，就必須迅速地、大規模地把英國重新武裝起來”，“必須再一次聯合歐洲一切力量來約束、抑制、必要時挫敗德國的霸權。”但是丘吉爾的憂慮和建議沒有引起政府的重視，他們繼續堅持以裁減軍備尋求“安全”的外交政策。

在不會有戰爭的思想指導下，英國完全籠罩在一派和平的氣氛之中。1933年，牛津大學俱樂部的學生還透過了一項“本院決不為國王和祖國而戰”的決議，代表了英國所存在的那種缺乏遠見、盲目樂觀的思想情緒。

丘吉爾對此更加著急，他說：“我在國家生死存亡的問題上有著深信不移的看法，但我又不能使議會和全國人民重視我的警告，我提出的證據又不能使他們信服並從而採取行動，這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事情。”他冒著被稱為“戰爭販子”、“恐怖分子”的罪名，到處大聲疾呼，批評國記憶體在的這種濃厚的和平主義情緒，多次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我們的目的就是要一心一意地避免另一次大戰的發生。但是，萬一發生了戰爭，我們就要鬥爭下去，為了能在戰爭中求生存，即使付出武力也在所不惜。”

然而，政府的政策與丘吉爾的看法背道而馳。1937年5月，“綏靖大師”張伯倫出任首相，他上臺後的第一個行動就是向準備發動戰爭的希特勒表示友好態度，幻想以妥協、退讓、姑息等方式達到息事寧人、避戰求和的目的。對希特勒提出的領土要求，只要是“按和平演進來實現”，他就不予反對，甚至奉送，藉以犧牲東歐，保全西歐。這一政策終於導致慕尼黑悲劇。

4。激戰北歐（5）

慕尼黑悲劇發生後，丘吉爾的情緒更加激昂。他在下院發表演講時痛苦地指出，我們沒有經過戰爭就已經遭到了一次完全徹底的失敗，這種失敗不會給英國和法國帶來和平安全。恰恰相反，這將使這兩個國家的處境更為軟弱無力和更加危險。他還進一步指出：“不要以為這就是結局，這僅僅是算賬的開始，僅僅是呷第一杯酒，第一次嚐到苦酒的滋味；除非我們竭盡全力重振士氣和軍威，再度崛起，一如往昔地堅持我們為自由而戰的立場，否則我們將年復一年地嘗此苦酒。”

幾年來的事實證明，丘吉爾是正確的。他的憂慮、他的警告、他的批評都應驗了。這時丘吉爾在國內的威望空前提高，各層階人士都普遍產生了一個共同的想法，即丘吉爾應該進入內閣。新聞界也活躍起來，稱讚丘吉爾“由於同國家事務有著長期而密切的接觸，不僅是一位幹練的、極有責任心的政治家，而且也是一位對處理在戰爭中出現的、特別是具有高度戰略意義的棘手問題，具有無可比擬的實際經驗的政治家”。報紙的稱讚掀起了更大的共鳴，“丘吉爾必須回來”的標語口號貼滿大街小巷。丘吉爾以他的聰明才智贏得了全英國人民的心，也贏得了國王的信任。丘吉爾出任首相，受命於危難之際，是人心所向，是反法西斯戰爭的需要。

5。“黃色計劃”（1）

當斯堪的納維亞半島還瀰漫著嗆人的硝煙時，希特勒又對比利時、荷蘭拿起了屠刀。

比、荷是卡在德、法之間的兩個小國，其總面積約7�4萬平方公里，總人口2200多萬。地理學家們在有關歐洲的地理著作中，常把比、荷放在一起敘述。由於比、荷瀕臨北海和英吉利海峽，同盧森堡以及北部的部分地方稱為“尼德蘭”，即“低地”，所以1830年比利時脫離荷蘭獨立後，人們仍稱比、荷為“低地國家”。

荷蘭境內絕大部分為平原，1／4的土地低於海平面，1／3的土地僅高出海平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