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大”之後，汪精衛加緊了建立新政府的工作。在上海，他專門設立機構招兵買馬。只要贊同汪主席的觀點，都是“同志”，來者不拒。對某些名人及專門人才，更是不遺餘力地直接、間接地蒐羅與拉攏。其中，自動填表投汪的有曾任南京國民政府審計部政務次長的陳之碩、曾任北洋政府蒙藏院副總裁的易次乾等。

另外，汪精衛還透過清末兩廣總督岑春煊之子岑德廣，拉攏了一批留在上海的學者專家，如劉星晨、阮毓麒、張素民、徐季敦等數十人。這批人在汪偽政府成立後，相繼擔任了重要職務。

1940年3月20日至22日，偽中央政治會議在南京舉行。會議透過了九個議案以及“國民政府”主席及各院、部主要官員人選等。並相繼公佈了國民政府人選、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秘書長、副秘書長及各專門委員會主任、副主任名單。

經過汪精衛集團的百般努力，“國民政府”終於在3月30日舉行了還都典禮。這天清晨，汪偽漢奸頭目一個個衣冠楚楚，分乘著嶄新的汽車，駛向新的“國民政府”，汪精衛身穿一套嶄新的晨禮服，白淨淨的臉上失去了往日趾高氣揚的神采，顯得格外蒼老憔悴。他悄然走上主席臺，以“國民政府主席”的身份，有氣無力地發表了“就職”演說。由日本導演的、在淪陷區存在了5年零4個半月的汪偽政權，從此開場。

11。相煎何太急（1）

武漢戰役日方傷亡20多萬，元氣大傷，已無力再發動新的進攻。

11月30日，日本內閣召開會議重新調整了對華方針，並向駐華日軍下達了《第二百四十一號命令》：“確保佔領地區，促使其安定，以堅強的長期圍攻的陣勢，努力撲滅抗日的殘餘勢力。”12月22日，日本近衛首相再次發表宣告，提出了“睦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攜”三項原則；並聲稱：“日本只要求中國作出必要的最低限度的保證，為履行建設新秩序而分擔部分責任。日本不僅尊重中國的主權，而且對中國為完成獨立所必要的治外法權的撤銷和租界的歸還，也願進一步予以積極的考慮。”

這一宣告，對蔣介石具有強大的吸引力。在英美的調解下，蔣介石急忙響應。1939年1月，蔣介石在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上宣稱，他將抗戰到底，“恢復盧溝橋事變以前的狀態”。在這次會議上，他公開拒絕了中共中央六屆六中全會的提議，反對共產黨員參加國民黨，同時決定“溶共”、“限共”、“防共”、“反共”。

對於蔣介石的政策變化，毛澤東主席早有預料。在武漢會戰過程中，他就告誡全黨，“抗戰已進入了一個新階段，當前的緊急任務應該是：堅持抗戰，堅持持久戰，鞏固與擴大統一戰線，以便克服困難，停止敵人的進攻，準備力量，實行我之反攻，達到最後驅逐敵人之目的”。

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根據毛澤東同志的分析及敵後戰場出現的嚴重局面，及時作出決定：命羅榮桓政委率八路軍第115師挺進山東，賀龍師長率第120師一部挺進冀魯豫地區，以完成鞏固華北、發展華中的戰略任務。

在此同時，日本華北方面軍根據大本營頒佈的《第二百四十號命令》，將主力從與國民黨作戰的正面戰場轉移到華北敵後戰場，開始對抗日根據地進行“掃蕩”。

日軍對華北抗月根據地的“掃蕩”步驟是，首先肅清平原，爾後轉入山地；首先對冀中、冀南平原抗日根據地進行大規模的圍攻，然後集中兵力“掃蕩”北嶽、太行、山東和晉西抗日根據地。

從1938年10月1日到1939年4月，日軍對冀中先後進行了五次“掃蕩”。

冀中平原一望千里，毫無山丘之阻，交通異常便利。冀中游擊戰的開展，直接威脅了北平、天津、保定三大據點，所以日軍對冀中進攻特別猛烈。

為了粉碎日軍“掃蕩”，發動平原的游擊戰爭，第120師在賀龍、關嚮應的帶領下，於1938年12月22日出發，突破日軍重重封鎖，挺進冀中。1939年1月，當120師抵達冀中時，正值日軍的第三次“掃蕩”。日軍集中了7000餘人，企圖將我子牙河以東部隊壓迫於河間、任丘、大城之間消滅；東線敵人以津浦為基點，分三路向東壓縮。120師和冀中首腦機關主動從惠伯口地區向南轉移到肅寧東北地區集結待機殲敵。2月2日，120師第716團及冀中軍區獨立第1支隊，在河間以西的曹家莊一帶，向西犯日軍200餘人發起攻擊，激戰3小時，殲敵100餘人。2月4日，日軍又出動步騎炮兵1000餘人，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