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在上海建立一個比現在更大的軍事區等等。

廣田聲稱，假如中國政府不接受這些條件，日本將繼續作戰，直至摧垮現政府。

11月5日，陶德曼在南京會見了蔣介石，轉交了廣田提出的條件。蔣介石一本正經地說：“對日方的條件，可以討論並且覓取友好的諒解。”

由於蔣介石謝絕了陶德曼的調停，日本政府惱羞成怒。1938年1月11日，在天皇的出席下，日本政府召開了政府和大本營聯席會議。會議透過了《中國事變處理根本方針》。其中規定：“如果中國方面不接受日本的條件請求媾和，日本今後就不把它作為談判對手，將扶助建立中國新政權，與此政權簽訂調整兩國邦交關係的協定……而謀求消滅中國現中央政府。”會議同時決定，1月20日是中國方面回答日本政府提出和平條件的最後期限。1月15日，由天皇主持，再次召開了政府和大本營聯席會議。會議從早九點一直開到晚上八點，就如何儘快解決中國問題進行了激烈的討論。會議精神經內閣會議透過。1月16日，日本近衛首相發表第二次對華宣告。

對於近衛宣告，國民黨迅速作出反應。18日，國民政府發表了《維護領土主權及行政完整宣告》。表示“全力維持主權與行政之完整，任何恢復和平方法，如不以此原則為基礎，決非中國所能忍受”。

這一天，日本政府召回了駐華大使，中國也召回了駐日大使，隨即兩國斷絕了外交關係。陶德曼調停宣告失敗。

汪精衛則與蔣介石不同，他不滿蔣在國民黨內獨攬大權，因而想透過促成中日“和談”，換取日本人的支援，以加強自己的政治地位，搞垮蔣介石。

1938年2月，汪精衛在漢口設立了一個專門以蒐集日本情報為名的機關——“日本問題研究會”，並任命高宗武為主任。

高宗武，浙江溫州人，生於1906年。從小留學日本，被人稱為“日本通”。回國後，深受汪精衛賞識，被調入外交部工作，先後擔任科長、代理司長。因1934年與日本人談判有功，被任為亞洲司司長，負責與日談判工作。

高宗武名為日本問題研究會主任，實則在為汪精衛尋覓打通日本的路線。1938年3月27日上午，在香港一家豪華的避暑旅館——淺水灣旅館十號房間，高宗武奉汪的指示與日本半官方的同盟通訊社中南總分局局長松本重治舉行秘密談判。

高宗武說：“當蔣總裁接到陶德曼送來的日方條件後，立即在南京召集高階將領進行了討論，蔣總裁不過認為日本不可相信而已。如果貴國稍加忍耐，留給我們一點思考時間，那麼，兩國就是已經走到和平的大門口了。”

松本重治說：“近衛首相在日軍攻下南京後，因為處於當時風靡一時的‘攻擊中國的聲浪’之中，才不得不提出非常苛刻的條件，直至發表‘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宣告，並上奏天皇。最後還是為‘擴大派’所排斥。”

10。賣國者（3）

高宗武表示理解，並向松本重治介紹了中方以汪精衛為首的“和平派”的活動情況，希望中日兩國間的“和平派”能夠經常交流，促進“中日友好”。

第二天，高宗武乘機飛回漢口，立即向汪精衛作了彙報，並讓汪精衛看了日方參謀本部謀略課課長影佐禎昭給蔣介石的信件。汪精衛很受鼓舞，隨即交給了蔣介石。蔣介石看後，哼了一聲說：“叫高宗武再去香港，向日本人說，我們並不是反對和平，不過先反共然後和平，這是不可能。只要停戰，我們自然會反共的。”

三個星期後，高宗武再次去香港，向日方影佐禎昭傳達了蔣介石的意向。可是因日本近衛內閣改組，日方正在重新研究對華政策，高宗武此行毫無結果。

5月，日本內閣改組，由宇垣一誠繼廣田弘毅出任外務大臣。宇垣外相曾任三屆內閣的陸軍大臣，是軍內“中庸派”的代表人物。此人較明智，對中國人民的民族情緒和反抗力量有一定的認識。

上任後，宇垣外相宣稱：“只要中國放棄抗日政策，承認日本在華的特殊地位，日本願意考慮取消‘不以國民黨為對手’的宣告。”對此，蔣介石表示歡迎，並表示如果日本有意重開“和平”談判大門，雙方可以重新談判。

汪精衛為日方的新姿態而備受鼓舞，於是密令高宗武開始行動。

高宗武經過事先與松本重治協商，在日本軍方的嚴密安排下，於7月5日乘日方“皇后”號客輪神秘地抵達了日本。隨後，在影佐禎昭的安排下，高宗武與日方陸相板垣徵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