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走，聽她這麼一說，我心裡冷颼颼沉甸甸的，實際上我在任憑自己陷入一種令人厭惡的失落感，不過我調動了智慧，重建了原則，立刻使自己的感覺恢復了正常，說來也讓人驚奇，我終於糾正了一時的過錯，清除了認為有理由為羅切斯特先生的行動操心的錯誤想法。我並沒有低聲下氣，懷著奴性十足的自卑感，相反，我只說：

“你同桑菲爾德的主人無關，無非是拿了他給的工資，去教他的被保護人而已，你感激他體面友好的款待。不過你盡了職，得到這樣的款待是理所應當的。這是你與他之間他唯一嚴肅承認的關係。所以不要把你的柔情、你的狂喜、你的痛苦等等系在他身上。他不屬於你的階層。記住你自己的社會地位吧，要充分自尊，免得把全身心的愛，徒然浪費在不需要甚至瞧不起這份禮物的地方。”

我平靜地幹著一天的工作。不過腦海中時時隱約閃過我要離開桑菲爾德的理由，我不由自主地設計起廣告，預測起新的工作來。這些想法，我沒有必要去制止，它們也許會生根發芽，還可能結出果子來。

羅切斯特先生離家已經兩週多了，這時候郵差送來了一封給費爾法克斯太太的信。

“是老爺寫來的，”她後了看姓名地址說，“現在我想可以知道能不能盼他回來了。”

她在拆開封口仔細看信時，我繼續喝我的咖啡（我們在吃早飯）。咖啡很熱，我把臉上突然泛起的紅暈看作是它的緣故。不過，我的手為什麼抖個不停，為什麼我情不自禁地把半杯咖啡溢到了碟子上，我就不想去考慮了。

“嗨，有時候我總認為太冷清，現在可有機會夠我們忙了，至少得忙一會兒”費爾法克斯太太說，仍然把信紙舉著放在眼鏡前面。

我沒有立即提出要求解釋，而是繫好了阿黛勒碰巧鬆開的圍涎，哄她又吃了個小麵包，把她的杯子再倒滿牛奶，隨後淡然問道：

“我猜想羅切斯特先生不會馬上回來吧？”

“說真的，他要回來了——他說三天以後到，也就是下星期四，而且不光是他一個人。我不知道在里斯的貴人們有多少位同他一起來。他吩咐準備好最好的臥室，圖書室與客廳都要清掃乾淨。我還要從米爾科特的喬治旅店和能弄到人的隨便什麼地方，再叫些廚工來。而且女士們都帶女僕，男士們都帶隨從。這樣我們滿屋子都是人了。”費爾法克斯太太匆匆嚥下早飯，急急忙忙去做準備工作了。

果然被她說中了，這三天確實夠忙的。我本以為桑菲爾德的所有房子都纖塵不染，收拾得很好。但看來我錯了，他們僱了三個女人來幫忙。擦呀，刷呀，沖洗漆具呀，敲打地毯呀，把畫拿下又掛上呀，擦拭鏡子和枝形掛燈呀，在臥室生火呀，把床單和羽絨褥墊晾在爐邊呀，這種情景無論是從前還是以後，我都沒有見過。在一片忙亂之中，阿黛勒發了瘋。準備接客，盼著他們到來，似乎使她欣喜若狂。她會讓索菲婭把她稱之為外衣的所有“toiettes”都檢視一下，把那些“passess”都翻新，把新的晾一晾放好。她自己呢，什麼也不幹，只不過在前房跳來奔去，在床架上竄上竄下，躺到床墊上和疊起的枕墊、枕頭上，面對著熊熊爐火在煙窗裡譁剝作響。她的功課已全給免掉，因為費爾法克斯太太拉我做了幫手。我整天呆在貯藏室，給她和廚師幫忙（或者說增添麻煩），學做牛奶蛋糊、乳酪餅和法國糕點，捆紮野味，裝飾甜點心。

這批客人預計星期四下午到達，趕上六點鐘吃晚飯。在等待期間我沒有工夫去胡思亂想了。我想我跟其他人一樣賣力、一樣高興——阿黛勒除外。不過我時時會感到掃興，情不自禁地回想起那些疑惑、凶兆和不祥的猜測。那就是當我偶爾看到三樓樓梯的門慢悠悠地開啟（近來常常鎖著），格雷斯·普爾戴著整潔的帽子，繫著圍裙，揣著手帕，從那裡經過時。我瞧著她溜過走廊，穿著布拖鞋，腳步聲減低到很輕很輕。我看見她往鬧哄哄亂糟糟的臥房裡瞧了一瞧，只不過說一兩句話，也許是給打雜女工們交代恰當的清掃方法：如何擦爐柵，如何清理大理石壁爐架，要不如何從糊了牆紙的牆上把緞子取下。說完便又往前走了。她一天下樓到廚房裡走一次，來吃飯，在爐邊有節制地吸一菸斗煙，隨後就返回，帶上一罐黑啤酒，在樓上陰暗的巢穴裡獨自消遣。一天二十四小時中，她只有一小時同樓下別的傭人呆在一起，其餘時間是在三層樓上某個橡木臥室低矮的天花板下度過的。她坐在那裡做著針線活——也許還兀自悽楚地大笑起來——像監獄裡的犯人一樣無人作伴。

最奇怪的是，除了我，房子裡沒有人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