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的情況比較少見。父母兩人每週工作60小時以上就帶來一個問題：誰來照料他們的孩子？這些孩子，沒有父母的足夠監督，很少有機會開發必要的技能去應對競爭。我們的政策可能正在使我們的人民和國家在長遠的意義上變得更貧窮而不是更富裕，而我們由於忽視下一代而使問題變得越來越嚴重。

一個簡單的改變可以使這些家庭和他們孩子的前景完全不同。一旦我們在這個國家提高最低工資，從每小時美元提高到每小時10美元，我們社會的變化會非常顯著。以現在的最低工資計，一位單身母親會打兩份工，或者年輕夫婦同時擔任全天工作，他們的家庭依然停留在或接近貧困的境地。只靠每小時6美元的收入你養不了家。如果我們把最低工資提高到每小時10美元，父母中間的一個人每週工作60小時，每年就能掙回3萬美元，夫妻兩人完全能夠花得起足夠的時間撫養自己的孩子們。

當他還無法確定新的最低工資的確切水平，奧巴馬選擇了自己更傾向的每小時超過美元的最低限度，這是參照2009年最低工資將要達到的水平，並且計入通脹幅度而估算出來的。這樣，工人就不會在未來喪失購買力。有意思的是，我們注意到，如果1963年的最低工資與總體通脹水平同時增長，那麼今天的最低工資就該接近每小時9美元。每小時10美元這個數量在一些人看來顯得偏高，但是地區政府已經在和招標公司商議最低工資確定在這一水平。如果奧巴馬成功地把醫療保險補貼給予這個最低工資級別的人群，那麼每小時10美元的最低工資可能就是決定是否能夠撫養一個家庭的分水嶺。　。　想看書來

第五章（5）

當然還有一些人說，如此的工資增長將會摧垮美國的經濟。這種說法不對。勞動者的低工資並不像你想象的那樣是美國大多數企業成功的決定性因素。司法機構、醫療機構、計算機公司和汽車公司都會一如既往地正常運轉。大多數依賴低工資支付的行業已經被淘汰出局或者轉移到別處。對於那些建立在低工資支付基礎上的美國企業，如快餐業、家庭護理行業、保安和清潔服務等行業來說，受到的負面影響並不比其他原因導致衝擊要大。應當記住，一個收入頗豐的工作者也是一個潛在的消費者，因此這（提高工資）也是一種正面的影響。　例如：假如麥當勞被迫把支付工人的工資從每小時6美元提高到每小時10美元，那麼80％的僱員就會看到自己的收入戲劇性地升高。但假如所有快餐公司都面臨同樣的勞動成本升高，那麼可以合乎邏輯地估計，所有損失都會轉嫁到消費者頭上去。沒有理由相信麥當勞的利潤會受到損害。消費者會對每一個漢堡包支付更多的錢。但這一切並不像你想的那麼糟糕。

唯有麥當勞對於一個漢堡包所需的最低勞動成本擁有準確的數字。但是如果你想到，肉類的成本、生菜與西紅柿的成本、原材料運輸的成本以及店面和停車場的不動產價值等等，那就很難想象花在一個漢堡包上的60秒的最低勞動成本加之於你所購買的漢堡包的會有多少錢。如果裝配和賣出一個漢堡需要60秒鐘，我們把員工每小時6美元的工資提高到每小時12美元，那就意味著一分鐘的辛苦勞動進入一個漢堡的成本增加美元多一點。我們不妨設想也增加生產鏈上游的低工資勞動成本，如，肉類加工、農業種植以及運輸等等，所有這些增加的成本都轉移給消費者，那麼一個漢堡包的價格或許會從2美元上升到美元。當然，這對漢堡包的價格衝擊比大多數人所預期的要小得多。多數美國人都會欣然接受每個漢堡包多花美元的價格，如果他們知道這意味著自己眾多的國人朋友能夠因此而有能力擺脫貧困、撫養家人、支付房租並且每天有足夠的工餘時間向他們的孩子表達對他們的愛意和關懷。

並非所有補償的增加都要透過提高最低工資水平這一種途徑解決。工資收入稅收抵免，奧巴馬所建議的，也是一種行之有效的增加美國最貧窮人口收入的辦法，而且這還無須打破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原有的工資框架。

儘管奧巴馬一直支援自由貿易，他也看到這件事必須有適當的管制和調整加以保障。原來的自由貿易協定主要由大型企業集團的法律代理機構主持簽訂，他們對原有的國際資產產權、智慧財產權，以及對交易方經營效率的必要審查等方面的保障都非常審慎。但是他們幾乎完全沒有考慮制定任何保護消費者、環境和工人的法律法規。奧巴馬傾向於支援與秘魯那樣具有上述各方面保護措施建制的國家簽署自由貿易協定，但是他堅持對諸如北美自由貿易協定領域的協商一定要加入上述保護性措施的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