準”沒有等來，卻接到了“判西京留守禦史臺、專意修史”的詔令。他當然不知這是太皇太后和皇太后在元月三日的夜宴中為他爭得的優容恩典，又一次嘆息自己命運多舛。在無可奈何之中，他再次面對著鬱鬱蔥蔥的終南山，仰天長嘆：“暫來還復去，夢裡到長安。可惜終南色，臨行仔細看。”他告別了來去匆匆的長安古城，踏上了東去的歸途，於四月初五傍晚回到京都。他囊不及解、餐不及用、衣不及換，便書寫謝表，請求皇上“朝辭進對”。

四月六日，大內宦侍傳下皇帝諭旨：因朝事繁忙，免於“朝辭進對”，准予住京一月，消解旅途之勞。司馬光面闕跪伏謝恩。

因為有去年十二月中旬的“出知永興軍”之行，其妻張氏已於年前臘月下旬帶著女婢、僕役返回涑水老家。書局已於前幾日移至洛陽。其子司馬康去年中進士後，已獲皇帝恩准除到國子監聽講外，進入書局做案頭事務。此時，司馬光身邊除了留守房舍的老僕呂直外，只有隨從的兩個僕役。皇帝既免於“朝辭進對”，就不必在京都停留了。他隨即請大內宦侍轉稟皇帝，他將於三日內前往洛陽赴任。“朝臣典範”司馬光，在反來複去的貶逐中也是“典範”！

蘇軾就不同了。他是元月十七日接到“通判杭州”的詔令的，因妻子王閏之生子尚未滿習俗的四十天，而任媽又臥病在床，實在無法拖家遠行，承蒙駙馬王詵幫助，討得了皇帝一句“緩日成行”的法外施恩，故而拖延至今。

兩個多月來，蘇軾成了室內室外最忙碌、最忠順、最聽話的僕役。白天恭侍於任媽膝下，以盡人子之孝；夜晚拂照於王閏之床邊，以盡人夫、人父之責；奉藥、供茶，噓寒、問暖，以口無遮攔之舌，說笑話為任媽解憂，講故事為王閏之消愁。虧他是個隨和的文人，官氣不多，能屈能伸；官架不大，能上能下；心胸寬闊，能提能放。他似乎忘記了“通判杭州”之詔已貼在腦門，“緩日成行”四字並非“緩日不行”，整天樂呵呵地忙碌著。只是在任媽閉目養神和王閏之撫著兒子熟睡時，才偷閒發呆、嘆息、料理心中的愁苦艾怨和焦慮憂煩。又虧得歌伎琵琶等人熱情幫助，內外奔波，拂照子侄、購米買菜、挑炭點爐、燒飲漿洗，隔三差五以琴音、歌聲調解庭院淒涼，好歹總算熬過了這個多愁善感的三春季節。

任媽病好了，能走動了。妻子王閏之身體恢復了，能勞作了。幼子蘇迨快四個月了，會笑出聲了。司馬光貶到長安又貶回來了。“通判杭州”的“緩日成行”即將結束，離京日子臨近，家務上的一大堆難題，驟然擺在蘇軾面前：二十多口之家今後如何生活？九人歌伎如何遣散？年老的任媽和不滿半歲的迨兒如何隨貶起程？父親購建的這座庭院如何處置？眼下都需解決。他原本就是一個不理家務的人，迷茫、失望、委屈、憤懣又席捲而來。他又開始借詩畫以解憂，借飲酒而銷愁。

百無一用的蘇子瞻啊！

王安石是在司馬光回到京都的第二天回京的。兩個多月的實地巡察，使他對自己雄心勃勃的“變法”，獲得了新的認識。汴河的風浪，擊碎了他門在鼓中的樂觀；淮河的波濤，增添了他心底的憂慮。“均輸法”實施兩年多來的成就巨大，但缺失之多，亦令人驚駭震怒。他一舉查辦了幾個罪大的官員，並令他們退出了贓款，煞了煞這股“官商勾結”的邪風。但留在心底的憂慮和苦悶，卻日多一日地積淤起來。為什麼一道新法的執行總是走樣？而且是越往下面走樣越大？為什麼上呈的文書、奏表總是文過飾非？而且是越到上面文飾越甚？為什麼要變革一種流俗竟是這樣的難！不僅要戰勝朝廷上層一些力量的對抗，而且要戰勝下層官吏的積俗舊態！他突然感到變革道路的漫長和自己力量的單薄，心裡不再是氣勢如虹了。

回到京都的當天晚上，在與夫人吳氏共枕相語中，得知司馬君實已回到京都和皇帝免於“朝辭進對”，並得知蘇子瞻這兩個月的淒涼處境和皇帝“緩日成行”的恩典。

吳氏入睡了。王安石閉上眼睛，無論如何難以睡著。司馬光和蘇軾的音容笑貌不停地閃現在他的心頭。

多年深交的朋友，竟然因為政見的不合而疏遠了、絕交了。怪誰呢？怪司馬君實不讚助自己嗎？怪蘇子瞻不與自己合作嗎？他們所論新法的缺失，在兩個多月的實地巡察中自己不都看到了嗎？而且自己已不得不嚴厲“匡正”。益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君實、子瞻，友直、友多聞啊！該自己以“友諒”對友了。怪自己心胸狹窄嗎？自己何嘗不想借重司馬君實和蘇子瞻之名望、才智，以競“變法”之功呢？可是，如果依照他們的所思所想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