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震盪，逼迫皇帝趙頊不得不對“烏臺詩案”重新考慮了。恰在此時，王安石從千里之外的江寧，也送來了一份拯救蘇軾的“奏表”。

貶居江寧白下門外半山園的王安石，得悉蘇軾因“詩賦文字”獲罪被捕入獄的訊息，已經是十月初了。他乍聞而大駭。

此時的王安石，正在“誰有鋤耕不自操，可憐園地滿蓬蒿”的清冷境遇中，苦熬著淒涼的晚年。他有著朝政失敗者的憤懣，有著理想破滅者的悔恨，也有著一位學者“義理”追求受挫後的疑惑。在淤結於胸的痛苦的折磨中，他思索著“十年變法”轟轟烈烈開始、悽悽慘慘停歇的原委，思索著自己風風火火北上、窩窩囊囊南歸的根由，思索著一個悲劇時代的謎底。難以解開的謎底使他對朝廷裡現時的一切，都變得冷漠麻木了兩年前弟弟安國病亡和兒子王雱逝去的悲哀，仍在日夜不停地折磨著他，成了他遲暮生命中難以癒合的傷口。他不是惋惜弟弟安國和兒子王雱的短命，而是追悔“十年官場”的糊塗。他幾乎每天都要去弟弟和兒子的墓地憑弔，撫摸著墳頭上綠了又枯、枯了又綠的青草，咀嚼著“種瓜得豆”的悲哀，追悔著“輕信”和“不善識人”的血淚代價……

病體懨懨的老妻，現時已常年臥床不起了，思念兒子的哀聲音淚，日日不絕於耳。

現時，王安石正在“每憐今日長垂翅，卻悔當年誤剪翎”的心境中，撰寫著他最後的一部著作《字說》，籍以寄託“眼中唯見北山雲”的憂心、苦心、戀心和折翼難飛的傷心。

誰知蘇軾被捕入獄的訊息，如雷霆轟頂，一下子撼動了他悽苦欲死之心、是非分明之心和友誼相憐之心。他敏銳地意識到：文字獄興，國家衰敗之兆！朝政已步入歧途，朝廷將失去生機，“變法”即將最後毀滅啊！

他坐不住了。詩賦原是時代神韻之音，既非街頭“貼示”，亦非棘署訟詞，乃詩人、詞家遇事觸物之感，隨興而發，隨思而鳴。若採其韻音，足以聰耳明目，以成盛世；若深文周納，系之以獄，則箝塞天下之口。

蘇子瞻口無遮攔，恃才傲物，長於以詩詞論世，頌山川之美者有之，哀生民之苦者有之，狂想奇思者有之，憤懣怨恨者有之。做為詩人，無愧於時代；做為朝臣，卻易見疑於君王。時代之不幸，命運之不幸，蘇子瞻恰恰落在御史臺執權者的手裡，這些執權者恰恰又是一群精於刑律而疏於詩賦的人……

李定、舒亶等人，都是自己提拔而上的，而且早想擇蘇軾詩詞歌賦中的“哀怨憤懣”之作訴於刑律，不意今天果然煉罪成獄！

王安石一顆冷卻了兩年的心驟然沸動起來，他憤屍高呼：“不能這樣搞啊！不能堵塞天下人之口啊！為了積貧積弱的國家，為了一時糊塗的皇上，為了危在旦夕的子瞻，不能再沉默不語！”

王安石提筆展紙，為營救蘇軾，寫下了他貶居江寧兩年來第一份奏表。並請“書場浪子”飛馬送往京都……

“烏臺詩案”引起的京都震動、朝臣紛爭和後宮沉默，兩個多月來已使三十一歲的皇帝趙頊陷於慌亂和一籌莫展。十月二十二日深夜，這種震動和紛爭，似乎都一齊湧進福寧殿御堂，等待著他最後的裁決。

趙頊坐在御案前，望著御案上堆積的各樣“奏表”發呆。兩年來，朝廷“強化皇權”的聲勢，使得皇后也依據朝制不再敢隨意進入御堂陪伴他了，紅蓮宮燭燭光之下，只有他孤獨無依的身影。

京都瓦肆歌伎們以救濟義演為名營救蘇軾的活動又掀起了新的高潮，特別是宮廷“教坊使”丁仙現和京都著名杖子頭李奴哥、董姐哥、陳伴奴、鳳眼奴的參與演出，使全城黎庶都在唱著蘇軾的詩詞。歌聲是高大的宮牆擋不住的。聽到這越來越多的歌聲，趙頊感到刺耳、厭惡，但又不能堵人人的嘴巴。皇城司雖然已作了相應的防範準備，但今天勾當皇城司公事在上呈的“奏表”中卻有“民心在蘇軾一邊”、“舉措當慎之又慎”的諫言。看來皇城司的官員也染有這些歌聲的影響了。民心真的在蘇軾一邊嗎？

朝廷宰執大臣和二府、三司官員對此案的分歧和對立日益尖銳。副宰相同平章事王珪和知諫院張璪今天午後來到御堂，神情激昂，聲稱“蘇軾所懷如此，顧可置之不誅乎？”主張對蘇軾處之以極刑，以張刑律之威嚴，殺一儆百，威懾那些目無君王的臣子；可宰相吳充、樞密使馮京、三司使章惇今天午後也來到御堂，神情更為激昂，都在為蘇軾辯解，認為“以詩賦文字成獄難服天下之心”。朝廷百官同情蘇軾者居多，一些致仕老臣似乎都站在蘇軾一邊。兩相對立，難以調和！章惇與蘇軾交誼深厚，為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