邁是每天三次送膳進獄，但都被獄吏禁步於牢房之外，既看不見兒子的形影，又聽不到兒子的聲音，自然更不會有獄外的訊息傳入。他惦念著獄外被此案累及的朋友們，他惦念著京都西岡父親留下的老屋和留守老屋的老僕，他惦念著十年離別、十年掛牽的歌伎琵琶、胡琴、倩楚、麗玉等人，他惦念著京都熟悉的一切。可他如今能夠得到的，只是竹籃裡無言的菜蔬飯食。四壁無言，草榻無言，油燈、矮几無言。寂寞凝滯著他天馬行空的才思，冰凍著他豪爽奔放的熱情，在累日累夜的孤獨中，咀嚼著離開人群、失去自由的苦澀，他憋得快要發瘋了。

“舉止觸死壁”的陰森監牢，熬煞人類尊嚴的獄俗獄規，已使蘇軾鬚髮瘋長而散亂、衣裳襤褸而汙濁。御史臺大人們的順蔓摸瓜、詩文株連，三十九個朋友的文字成黨，已使他精神潰散，心力大虧。勒令他“自注《錢塘集》罪思”的用心陰毒，更使他心慌意亂、手腳無措。天日昭昭啊！這一切也許都是命定的，詩詞原本就是引人聯想、引人猜度的任意物，仁者可以見仁，智者可以見智，強人可以尋得殺人放火，執權者自然可以覓得“譏諷謾上”。詩賦往還，原是詩人、詞家之間的常事、趣事，但在御史臺大人們的眼睛裡，卻成了鬼事妖行。蘇軾頓足叫苦、仰首而嘆，對生的慾念似乎已經淡漠，對死的恐懼似乎已經消失，對仕宦人生的嚮往已經完全泯滅，在諮嗟怨憤的軀殼裡，似乎只留有一顆鍾情於詩的靈魂，尋求著超越痛苦的另一種人生境界……

“苦淚漬紙筆”，他跪地屈身於矮几前，守著一盞如豆的燈光，面對《錢塘集》，“剖心露膽”地“自注”著“罪思”，並在這種文字中完成著靈魂新的飛躍。

他知道，御史臺大人們這“自注”的招數，是一個居心毒惡的陰謀，是一個陷阱。自注《錢塘集》的一筆一墨、深淺正誤，都是逃不出御史臺大人們設定的羅網的：白紙黑字的辯解抗爭，可以構成“抗拒”之罪：“誠恐誠惶”，可以構成“慢上”之罪；一時不慎，可以構成“死而不悔”之罪；遺忘疏漏，可以構成“避重就輕”之罪；如實招供，也可以構成“藉機反攻”之罪。唉，仕宦人生原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會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偉業，卻被官場上的詭詐、殘忍、利慾、權勢腐蝕得變形、變質，變得謊謬、冷酷了。“

他知道，“自注”就是自築斷頭臺，就是自掘葬身墓。但他不願逃避、躲閃，更不願矯作辯解、藉詞推託。“早歲便懷齊物志，微官敢有濟時心”，詩詞出於自己之口，落紙於自己之筆，是自己靈魂的袒露，是美是醜？是對是錯？是真是假？是功是過？都留給久遠的未來，留給未來一個赤條條不帶一絲掩飾的“新我”。其實，又何必寄託“新我”呢？當蟲食風化了這七尺皮囊之後，真正能夠留下的，也許只有這《錢塘集》中一顆飄緲的詩魂了。感謝御史臺大人們陰曲莫測的用心，恩賜蘇軾以機緣，為這顆飄緲的詩魂更確定地打下蘇軾的印記。

無疑“自注”完成之時，就是自己生命了結之日。他不願拖延時日，給仇者以談笑之話柄，使親者延長痛苦的折磨，更不願混淆是非，作賤自己，給後人留下一筆糊塗帳。

他在自注“罪思”中，用“史筆”作釋，在一部《錢塘集》的字裡行間、眉頭頁尾，用清秀的蠅頭小楷寫下了每首“譏諷朝政”之作的寫作時間、地點，抨擊事物、寓意情懷、靈感希冀等詳盡文字。

他在自注“罪思”中，明確闡述了自己的政見，並對別人的政見作了自認為公正的闡述，清清爽爽，毫不含糊。

他在自注“罪思”中，對自己譏諷朝政不實不妥之處，明確地進行了自我匡正，也繼續抨擊別人政見實施中的不妥不實。

他在自注“罪思”中，“更加激越地為民間的疾苦吶喊，並仍在譏喻某些”新政“。

當然，他在自注“罪思”中，也繼續向他的皇帝袒露著忠耿的心跡，吐露著屈原那種“怨憤而不願他去”的情懷。

十月二十三日，蘇軾入獄已六十五天。

這天午後，蘇軾跪於矮几前，正在自注《錢塘集》中的最後一首詩作，監牢的門“啷噹”一聲開啟，一個罪犯被獄卒梁成帶入牢房。蘇軾抬頭一看，這個罪犯年約三十歲，面目清秀，舉止文雅，雖衣著不整，蓬頭垢面，神態中卻帶有幾分矜持。蘇軾正欲起身迎接，打個招呼，罪犯卻把頭一擺，把腋下夾帶的一卷被褥鋪在牢房一角，納頭躺倒，閉目箝口地歇息了。

獄卒梁成似乎要排除蘇軾心中的狐疑，哀嘆一聲，喃喃叨咕：“牢裡都住滿了人，先在這裡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