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豐富”，卻把王安石原本就不完備的“設想”推向極端，把王安石“變法”中那些不切實際的空想絕對化，從而走向了事物的反面。

“手實法”的要旨是針對“五等丁產薄多隱漏不實”的目標而發，明顯是對著農村貧困的農戶的。它向農民增加賦稅，而且收到了屋宅、資貨、用器、傢什、騾馬、豬豕、牛羊、雞鴨頭上，真是開創了亙古未有的先例，對北方廣大地區正在度著災荒的黎庶來說，無異於雪上加霜。也許是因呂惠卿不瞭解鄉村實情，也許他心中根本就沒有農民，也許他誤認為七年‘“變法”的成果已使農民成了殷實富裕之家，可以榨取“油水”了。他的這種倒行逆施，不僅沒有給王安石的新法帶來活力，反而斷送了王安石“變法”的靈魂——富民，由富民而強國。

“手實法”在推行時，呂惠卿同樣“發展”和“豐富”了王安石原有的弊端，由“追呼抑配”而“獎勵告發”，造成了“民家尺椽寸土簡據無遺，至於雞豚亦遍抄之”，民心相互猜疑，鄰里相互戒備，世風敗壞，並累及“青苗法”、“募役法”、“市易法”、“保甲法”、“方田均稅法”、“均輸法”的推行。

“種瓜得豆”，這是王安石根本沒有想到的。

朝廷紛爭又起，各地州府官吏紛紛上書告苦，宰相韓絳藉機向呂惠卿發難，皇帝趙頊又皺著眉頭徘徊於福寧殿御堂，開始對呂惠卿的為人起疑了。

此時，從杭州移知密州的蘇軾，在“不敢論事久矣”的心態中，也按捺不住對“手實法”的憂慮，把一份《上韓丞相論災傷手實書》送至朝廷：……且民非獨病旱蝗也，方田、均稅之患，行道之人舉知之。稅之不均也久矣，然而民安其舊，無所歸怨。今乃用一切之法，成於期月之間，奪甲與乙，其不均又甚於昔者，而民之怨始有所歸矣……今又行手實之法，雖其條目委曲不一，然大抵恃告汗耳。昔之為天下者，惡告開之亂俗也。故有不幹已之法，非盜及強姦不得捕告，其後稍稍失前人之意，漸開告汗之門。而今之法，揭賞以求人過者，十常八九。夫告汗之人，未有兇奸無良者，異時州縣所共疾惡，多方去之，然後良民乃得而安。今乃以厚賞招而用之，豈吾君敦化、相公行道之本意歟？……

蘇軾並以“手實法”非朝廷制定，而是出於司農寺，“是擅造律也”，拒絕在密州治下執行“手實法”。

不甘寂寞的蘇軾在州縣官吏中帶了一個“壞”頭，身居千里之外，又稀裡糊塗地捲入了朝廷的一場新的紛爭。

宰相韓絳自度非呂惠卿敵手，便密奏皇帝趙頊，複用王安石以穩定朝廷政局。

皇帝趙頊去年出王安石知江寧府乃一時之無奈，大亂之時又懷念起王安石的“見識高遠”，並亦有贖消去年因“天意賭博”有負於王安石的內疚，便依從了韓絳的奏請，發出了“復王安石同平章事”的詔令。並派出快馬飛騎傳諭江寧，召王安石立即進京理政。

呂惠卿聞訊大駭，立即陷入仇恨與憤怒交織的恐懼中。

呂惠卿看得清楚：皇上對自己信任的動搖，標誌著自己一生抱負的破滅。他恨從密州上書呈表彈劾“手實法”的蘇軾，更恨唆使皇上做出這個決定的韓絳。最使他痛苦的是，取代他現時權力的人偏偏是王安石。

他敬重王安石，但他更重視可望可及的首輔地位；他感激王安石培養提攜之恩，但他更迷戀權力之威。他相信王安石重返京都必有新的作為，但他嫉忌王安石建立的業績畢竟不是自己的業績；他相信王安石執掌權柄後對自己會一如既往，但他知道自己已不甘於再為他人出謀劃策了。與其來日水火相煎，莫如今日水火分離。

呂惠卿膨脹的權力慾強烈地排斥著王安石的捲土重來。逆閉王安石入京之途成了他的當務之急。

他當了六年王安石的助手，熟知王安石主政數年的全部失誤，而且握有置王安石於死地的“把柄”。但這畢竟是對付王安石，他不願把事情做絕，便在王安石的失誤中選取了易於引起皇上猜疑的數十事，寫成奏表，以圖打消皇上對王安石的信任。

熙寧八年二月六日夜晚，呂惠卿袖著揭露王安石理政失誤的“奏表”，以“完善東府理政程式”為由，向福寧殿御堂走去。

呂惠卿在宦侍引導下走進福寧殿御堂，御堂裡空無一人，四角的紅蓮宮燭亮著，更顯得這間殿堂的空曠。他不禁露出驚詫的神情，宦侍見狀，低聲說：“皇上和皇后正在內室弈棋作戲，請大人稍等。”說罷，輕步走向內室。

空曠沉寂的御堂，使呂惠卿的心更顯不安。他摸著袖中的“奏表”，心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