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半年來，司馬光除了每日進邇英殿進行兩個時辰的“侍讀”外，不再議論朝政，以免干擾皇上在王安石扶助下的思考和決策。皇帝似乎理解他的心情，也不再更多地提出朝政方面的事情詢問。這樣，司馬光便把所有的時間和精力，都耗在書局這個不大的空間。讀書、思考，與眼前這幾位年歲不等的朋友談史論道，進行編纂《資治通鑑》理論上、體例上、資料上、技術上的準備。

他尊重太常禮院博士劉攽（字貢父）。這個身軀不高、舉止隨和、不修邊幅、耿直坦蕩、年已四十七歲的江西人，自幼刻苦自勵，博覽群書，精於漢史，而且往往於詼諧成趣中，化解史料上迷離撲朔的難題。“貢父，天生史學之才也。”

他欣賞劉恕（字道原）的才智修養。這位身材高大、道貌岸然、語出驚人、年僅三十七歲的翁源縣令，簡直是史學上的奇才。“奇”有三：一，在當代文人學士中，真正稱得上“博覽群書”者，唯此一人；二，博而不呆，深而不滯，是解決史事紛錯難治的能手；三，讚語無所藏，抗言無所避。“得史聖司馬遷之真諦者，道原也。”

他更喜歡二十八歲的範祖禹（字淳甫）。這個天資聰穎、英俊多才的年輕龍水縣令，雖是原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範鎮的從孫，卻毫無紈絝之氣。精研學業而富有主見，銳意進取而沉穩從容；無譁眾取寵之心，有究根問底之志；節衣儉食，甘於寂寞；勤於探索，自強不息。“他日史家有繼，必此子也。”

也許因為“變法”風雨即來，也許因為王安石就任參知政事的訊息已從大內傳出，也許因為半年前延和殿裡那場“理財”之爭仍在司馬光的心頭回蕩，也許只是因為修史需要，他們今夜議論的話題，是漢武帝時治粟都尉桑弘羊推行鹽鐵酒類官府專賣的一段史實。

此刻，精於漢史的劉攽正在從容地談論：“……漢武帝元狩年間，國庫日虛，匈奴壓邊，治粟都尉、領大司農桑弘羊，組織幾十萬人屯墾戍邊，以御匈奴進犯，確是一件有遠見的決策。為解決財政上的困難，他敢於從豪強、富商、大賈手中奪取鹽鐵酒類私營之權，一變而為官府專賣，也是一件極有膽略的舉動。這個舉動的直接功效是：削弱了各郡國的勢力，打擊了豪強的高利盤剝，增加了官府的錢財收入，於國於民還是有益的。所以，對桑弘羊這個人，我們應當予以注意……”

司馬光很自然地從桑弘羊就想到了王安石。又從王安石想到劉攽，王、劉私交甚厚，不知史論是否受私情所擾。

範祖禹向劉攽提出質詢：“桑弘羊屯墾戍邊的決策，從漢以來，似無疑議。但他官營鹽鐵酒類之舉，太史公司馬遷似乎不以為然。太史公以為桑弘羊官營鹽鐵之論，是矇蔽了漢武帝，故而太史公譏笑漢武帝‘昏暗不明，所用非人’。貢父公以為太史公這個評論公允嗎？”

司馬光微微點頭。他喜歡範祖禹這種敢於向漢史權威提出挑戰的精神。

劉攽朗聲一笑，諧趣地說：“太史公當然是聖明的，但不是每句話都高明。他老人家對鹽鐵酒類和黎庶細民吃穿費用的瞭解，大約和我們一樣外行，決不會比商人出身的桑弘羊高明，所以，也會有拿不準的地方。依我看，太史公對桑弘羊的評論，大半是依據桑弘羊後來德行有缺，為人不忠，與上官桀等勾結、謀廢漢昭帝而立燕王旦、終被殺頭的既成事實作出的。”

司馬光笑了：貢父之智，在於高屋建領，故而闢徑新奇，引人深思。他抬頭詢問劉恕：“道原，你的高見呢？”

劉恕並不謙讓，坦率直言：“桑弘羊的悲劇，在於他的一雙眼睛一直注視著遠方，而不屑於低頭一窺足下。他的一生，成名於理想，毀名於理想。鹽鐵官營了，而經營鹽鐵的官吏卻腐化了，權錢相交。開始‘錢’為‘權’子，以‘權’謀‘錢’；繼而‘錢’為‘權’父，以‘錢’役‘權’。結果，官倉無增，私囊盈滿，鐵器質劣價高，鹽被居奇。名目上富民富國，實際上肥了鐵官鹽吏。桑弘羊不幸而成了鐵官鹽吏的代表！後來又在朝廷內爭中掉了腦袋。悲夫，桑弘羊！”

司馬光喜悅之色跳動在眉梢：道原的議論，深入而淺出，深湛而簡要，肯定與否定並存，讚揚與譴責交織，動因與效果相應，活活勾畫出了一個完整的桑弘羊。他覺得很受啟迪，便撫著稀疏的鬍鬚，含笑稱讚：“道原，高論啟人，能不能詳加論述，以開茅塞。”

劉恕拱手：“司馬公若有興趣，劉恕願盡其所思，恭請指教……”

這時，司馬府邸五十多歲的老家僕呂直，慌慌張張闖進書局，仍按三十年前對司馬光的稱謂稟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