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渾、李元爽、僧人如滿等耄耋老人宴遊洛陽香山，詩酒相聚而成‘九老會’的古例成立的，其旨為‘徜徉山水、林亭、名閣、古剎，以恰天年’。並以‘尚齒不尚官’為序，以‘年滿七十’為歲界。”

“洛陽都有哪些人參加？”

“聽說七十九歲的鄭國公富弼大人，七十七歲的司封郎中席汝言大人，七十六歲的朝議大夫王尚恭大人，七十五歲的太常少卿趙雨大人，七十五歲的秘書監劉幾大人，七十二歲的天章閣待制楚建中大人，七十二歲的太中大夫張問大人，七十二歲的朝議大夫王慎言大人，七十歲的龍圖閣直學士張燾大人都入會了。連身在大名府。家留洛陽的北京留守王拱辰大人也投書文彥博大人，申請加入‘耆英會’。”

“洛陽街頭有何反應？”

“聽說文彥博大人離京來洛陽前，皇上曾以‘西都舊士女，白首佇瞻公’的贈詩送別。榮天子之言，洛陽街頭對‘耆英會’的成立是一片叫好聲。”

司馬光驟然感到一股冷颼颼的寒風逼人：這些參加“耆英會”的成員，幾乎都是十多年來因為反對“變法”被皇帝貶逐、致仕的人物。這些志同道合者的集會結社，就不怕朝廷罪為“結黨謀反”嗎？“耆英會”的出現是一種徵兆，可這“徵兆”預示著什麼？天下人心的變化？朝廷紛爭的深入？還是一群遭貶者失去理智的瘋狂？使他更為不解的是，朝廷對此事為什麼沒有反應！是中樞重臣根本不知“耆英會”的出現？是宰執大臣們忙於西北邊境的戰爭無暇顧及？還是皇上有意借用唐代“九老會”的遺韻遺風消耗這些耄耋之臣的餘熱殘火呢？唉，自己離開朝廷十二年了，京都的一切，朝廷的一切，都茫若隔世，看不清，說不清了。他突然想到“耆英會”的倡導者文彥博，這位輝煌於仁宗年代，執權於英宗年代，對抗“變法”十四年至今不悔的潞國公，是素以膽識謀略稱著的，如何此時也變得孟浪昏債了？也許該會一會這位六十年來的“不倒翁”啊……

司馬康見父親沉思不語，便低聲說出自己的想法：“父親若此時不便會見文彥博大人，我就以‘外出造訪’四字謝之。”

司馬光置筆掩卷，吩咐兒子：“弄水軒備茶接待潞國公！”

文彥博，字寬夫，山西介休人，時年七十七歲。仁宗天聖年間舉進士，累遷殿中侍御史、河東轉運使、如泰州，曾呈表論軍隊制度上“將權不專、軍法不嚴”之弊，並稍有成效，對加強西北邊防有所貢獻。慶曆七年（1047年）任宰相，與樞密使龐籍合議裁減冗兵，頗有進取精神。皇祐三年（1051年）被彈劾罷相，出知永興軍。至和二年（1055年）復宰相之職。嘉祐三年（1058年）出判河南、大名、太原等府，封潞國公。英宗皇帝即位後，任樞密使四年，政績頗佳。皇帝趙頊即位後，因其反對“變法”出知洛陽。元豐三年，出知開封府。元豐四年五月，反對朝廷“用兵西夏”，被斥為“流俗無為之論”，十月，兩次上呈奏表，論征戰師老兵疲之狀：“……臣聞昨來西師出界，中輟而還，將下師徒，頗有飢凍潰散，以礙人眾，不行軍法。今便欲再舉，何以勵眾？又，運糧遠涉，頗被邀截，官吏民夫，甚有陷沒。伏望聖慈深察王師之舉，必有邊將謀臣首開端緒以誤大計，若不深責，無以勵後……”王珪、蔡確怒，反彈文彥博“虛言怨謗”，皇帝遂貶文彥博任西京留守。這位三次任中樞將相的潞國公於去年十一月下旬移居洛陽，不僅帶來了朝廷紛爭未見結果的禍福現實，而且以其不甘寂寞的憤心悲懷，串連於致仕老臣之間，聯絡感情，交流政見，經時月餘，終於建造了“耆英會”這個議論朝政的講壇。

文彥博雖年已七十七歲，但腦力仍健，並不糊塗，他同時代的人物，死亡的死亡，致仕的致仕，現時還混跡於高官職位者，唯他一人。近六十年的官場生涯，使他積累了豐富的處人處世經驗，三次擔任中樞將相的顯赫經歷，使他練就了超人的敏銳洞察力。他此時看得清楚，王安石第二次罷相離開京都，已有六個年頭，這六年中，變法的主要人物已零落四散，“王安石變法”已名存實亡。在這“名存實亡”的過程中，上至中樞宰執大臣下至州府官吏，人心失落，法紀鬆弛，道德淪喪，糜費成風，物慾氾濫，貪黷橫行，已構成了大宋一百多年來最為可怕的危機。朝野憂國之士，皆悲懷痛心而吁嘆；城鄉樸純之民，皆忍怨含怒而詛咒。可皇上和宰執大臣王珪、蔡確、蒲宗孟等人，仍然打著“變法”的旗號用兵，耀武邀功，全然不知大禍將至。兵事無常，若萬一失敗，朝廷可真的要出現一場翻天覆地的混亂了。“耆英會”的倡導和成立，完全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