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保薦補直隸通永道，次年擢直隸按察使。袁世凱督直後，楊向袁獻策說：“曾文正首創湘軍，其後能發揚光大者有兩人，一為左湘陰（宗棠）。一為李合肥（鴻章）。湘陰言大而不務實，故新回平定後，遷徙調革，即不能掌握兵柄，致縱橫十八省之湘軍，幾成告朔餼羊，僅剩有一名詞矣。合肥較能掌握淮軍，頻年多故，遂尚能維持因應於一時。今公繼起，如能竭其全力，擴訓新軍，以掌握新軍到底，則朝局重心，隱隱'望岱'矣。他時應與曾、李二公爭一日之短長，南皮（張之洞）云乎哉！”這原亦是袁的夢想，對此自然感到正合孤意，從此對楊“深依賴之”。袁曾對人說：“天下多不通之翰林，翰林真能通者，我眼中只有三個半人，張幼樵（佩綸）、徐菊人、楊蓮府，算三個全人，張季直（謇）算半個而己。”⑤此後由袁奏保，楊先後升任直隸布政使、山東巡撫。1907年代袁為直隸總督。

楊士琦（1862…1918），字杏城。為楊士驤之弟。1882年中舉，後報捐道員，1885年捐指直隸試用，後來總辦關內外鐵路事宜。1900年曾上書袁世凱，請求“痛剿”義和團。翌年隨李鴻章入京與八國聯軍議和，擔任李與奕匡力之間的聯絡人員，由於善於逢迎，得到李和奕匡力的賞識。李死後，他投靠袁世凱，充當洋務總文案，獻“運動親貴，掌握政權”的方策，又親自把奕匡力和袁世凱拉在一起。他富於機略權變，“喜逸惡勞而多訊息”。名記者黃遠庸曾稱他為“有哲學思想的官僚”。⑥他深得袁的信任，“事罔洪纖，盡以諮商”，⑦素有“智囊”之稱。民國後，為洪憲帝制的重要謀臣。

孫寶琦（1867…1931），字慕韓，浙江杭縣人，他長期為李鴻章屬吏，前後管理北洋銀錢所、育才館和開平武備學堂。1900年為直隸候補道。次年袁世凱奏保他“才器開朗，奮發有為”“堪稱幹濟之才”。⑧奉旨軍機處記名。1902年以五品京堂派充駐法國公使。日俄戰後，以奏請立憲聞名，調為憲政編查館提調。1907年又出使德國，次年由其姻親奕匡力力保，授山東巡撫。民國後，與袁結為姻親，歷任外交總長、代理國務總理等要職。

趙秉鈞（1859…1914），字智庵，河南汝州人。1878年以文童投左宗棠所部“楚軍”，後升為巡檢。1889年到直隸，歷任新樂典史、東明典史、天津北倉大使及直隸保甲局總辦等官差。1901年初，經“李鴻章委派為淮軍前敵營務處，兼統帶巡捕三營”。⑨因在京畿各州縣捕殺義和團首領多人，以“長於緝捕”聞名官場。趙秉鈞心兇骨媚，深沉陰鷙。袁世凱認為他“才長心細”，派他創辦巡警。從此官運亨通，漸漸成為袁世凱集團的特務頭子。

此外還有陳壁（字佩蒼，福建閩縣人）、胡惟德（字馨吾，浙江吳縣人）、朱家寶（1860——1923，字經田，雲南華寧人）、吳重熹（字仲怡，山東海豐人），以及齊耀琳等，或主動趨赴投靠，或被延攬招納，都轉入袁世凱集團。同時，周馥、胡等淮系大官僚也都和袁互通朝政，引為聲援。

這些淮系官僚有豐富的反動政治經驗，他們轉而為袁世凱效力，這是袁的勢力能迅速膨脹的重要因素之一。正是在李鴻章洋務集團實力的基礎上，袁再加以整頓擴充，同時又吸收了梁士詒、張鎮芳、周學熙、孫多森等一大批新爪牙，便展開了大規模的新政活動。

1902年1月19日，清政府派袁世凱為參預政務大臣，辦理新政。原來，清政府在遭到義和團運動的沉重打擊後，深感自身的統治面臨極大的困難，為了取媚帝國主義各國，緩和國內各階層的不滿，於1900年12月釋出了所謂“變法”上諭，宣稱要改革政治、軍事、教育，推行“新政”，謀求“富強”。次年4月，又設立了“督辦政務處”，作為辦理“新政”的中樞機關，派奕匡力、李鴻章、榮祿、昆岡、王文韶和鹿傳霖為督辦政務大臣，並命劉坤一（1830…1902）、張之洞遙為參與。政務處的實權掌握在榮祿手中。從表面看，清政府的各項新政都是1898年資產階級改良派所要作而未作成的，似乎是在貫徹康、梁變法的精神，而實質上則是封建地主階級洋務運動的繼續和發展，當時有人就稱之為“第二次洋務運動”。⑩各省督撫鑑於變法失敗的教訓，開始對“新政”大都敷衍搪塞，存心觀望。袁世凱憑著反動的政治敏感，對清廷推行新政的用意心領神會，他看出“天朝盡善盡美”的謊言已經失去了欺騙人民的作用，心須進行一些“改革”，才能爭取人心，以擺脫封建專制統治的危機。所以在山東時他對新政就表現出異乎尋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