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都在西域設官建制，有效地行使對西域地方的管轄權。

18世紀上半葉，烏茲別克族的明格部在中亞費爾幹納盆地建立起一個封建汗國，名“浩罕”。1865年初，浩罕國派軍官阿古柏率兵侵入新疆。阿古柏“用武力，更多的是用奸詐手段”，先後侵佔喀什噶爾、英吉沙爾，葉爾羌、和田、阿克蘇、庫車、烏什等城，於1867年悍然宣佈成立“哲德沙爾”，意為“七城之國”，自封為“巴達吾來特阿孜”，意為“洪福之王”。隨後，阿古柏又用兩年多時間，鎮壓當地群眾的反抗，進一步攻佔吐魯番，又翻越天山奪取烏魯木齊，天山南北廣大地區都落入阿古柏的魔掌。

新疆地處中亞東部，與中亞和印度接壤，英、俄兩國都將新疆視為戰略要地，勢在必得。阿古柏成為他們爭取和利用的物件。這是新疆危機的根源。俄國在利用阿古柏實現其侵略擴張陰謀的同時，又親自出兵侵佔伊犁，使新疆危機雪上加霜，更為嚴重。

面臨新疆危機，清政府內部出現海防與塞防之爭。海防論的主要代表是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他主張捨棄西北，專注東南，提出：“新疆不復，於肢體之元氣無傷；海疆不防，則心腹之患愈棘。”塞防派的主要代表是湖南巡撫王文韶，他認為：俄國侵吞西北，日甚一日，“我師遲一步，則俄人進一步，我師遲一日，則俄人進一日。事機之急，莫此為甚！”因此，他主張：“目前之計，尚宜以全力注重西北。”陝甘總督左宗棠主張：“東則海防，西則塞防，二者並重。”他指出：不能扶起東邊倒卻西邊，力主收復新疆，左宗棠的意見令“中朝動色”。清廷權衡利弊，採納左宗棠的意見。1875年，清廷任命左宗棠為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務。

那時候，左宗棠已經年逾六旬，而且體弱多病。他曾在致湘軍將領劉錦棠的信中說：“本擬收復河湟後，即乞病還湘。今既有此變，西顧正殷，斷難遽萌退志，當與此虜周旋。”左宗棠不顧自己年老多病，以國家民族利益為重，勇敢地擔負起收復新疆的重任。

1876年，左宗棠率清軍分三路進入新疆。他採取“先北後南，緩進速戰的正確方針，先收復了烏魯木齊及周圍地區，然後攻佔吐魯番，開啟了通向南疆的門戶。清軍得到新疆當地各族人民的支援和擁護。進軍南疆時，當地各族人民紛紛拿起武器，加入戰鬥，痛擊阿古柏軍隊。1877年，阿古柏兵敗身亡，清軍收復喀什噶爾。第二年，除伊犁以外，新疆重新回到祖國的懷抱。

左宗棠上奏朝廷，提出首先透過外交途徑解決收復伊犁的問題，如果達不到目的，再採取軍事手段。他的意見得到朝野上下愛國人士的一致讚揚。

1880年初，根據左宗棠的意見，清政府派曾紀澤赴俄國談判收復伊犁問題。在談判中，俄國多方要挾，蠻不講理，曾紀澤堅持原則，據理力爭。

左宗棠深明外交必須以軍事為後盾的道理，雖主談判，但不忘備戰。為了支援曾紀澤的外交努力，左宗棠率兵前往哈密，在哈密設立抗俄司令部。在前往哈密的征途中，他讓士兵抬著棺材走在隊伍的前面，表明誓死抗擊俄國、收復伊犁的決心。唐朝詩人王之渙《涼州詞》說：“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自古以來，玉門關幾乎成為人們西行的極限。此時，左宗棠已年近古稀，體弱多病，可他卻說：“壯士長歌，不復以出塞為苦，老懷益壯，差堪告慰。”連當年前往哈密拜訪並留住軍營一個多月的德國人福克都說：“一月以來，覺爵相年已古稀，心猶少壯，經綸蓋世，無非為國為民，忠正丹心，中西恐無其匹。”正是左宗棠震驚中外的豪情壯舉，有力地支援了曾紀澤的外交鬥爭，終於迫使俄國將伊犁歸還中國。《阿古柏伯克傳》的作者包羅傑說：“中國收復新疆，毫無疑義，是一件近50年中在亞洲發生過的最值得注意的事件，同時這是一個多世紀以前乾隆出兵這個地區以來，一支由中國人領導的中國軍隊所曾取得的最光輝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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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病逝後，有人評論說：“絕口不談和議事，千秋唯有左文襄。”　文襄公，是清廷賜給左宗棠的諡號。

“我有我的生產任務”

抗日戰爭時期，由於日本侵略軍的野蠻軍事進攻和嚴密經濟封鎖，解放區衣食物資奇缺。為了戰勝嚴重的經濟困難，使解放區軍民在物質基礎上立於不敗之地，解放區開展了著名的大生產運動。

大生產運動是由陝甘寧地區部隊創造的。那時候，部隊的一些幹部、戰士自己種菜、養豬、打柴，做鞋，黨中央及時總結這個好經驗，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