敗後隱居深山，〃不食周粟〃，曾國藩對他的民族氣節十分推崇，後來在兩江總督任上，還刻印、親自校對，編成了《船山遺書》。他之所以不打出忠君的杏黃旗，或許有什麼別的考慮，但有一點，即是造成了這一事實，他的湘軍不是勤王忠君之師而是衛中華文化、衛傳統綱紀之道之師。這怎麼能說他是〃愚忠〃呢？

不僅如此，從他出師之日起，其實就一直身處多重困境之中，前面說過，他既要顧慮同僚和封疆大吏的掣肘，又要考慮士人的清議，同時面對一支數量龐大的太平軍。其實最大的壓力還是來自朝廷。雖然有唐鑑、倭仁、穆彰阿、肅順等大臣的支援，但畢竟他手裡有一支不可輕視的武裝力量，他又是這支武裝部隊的總司令，朝廷豈可安睡？

咸豐四年，湘軍水陸兩師聯合，一舉收復武昌、漢陽，朝廷下旨讓他署理湖北巡撫，就是暫時代理一下。曾國藩出於〃私心萬難自安〃的心情上疏辭謝。誰知奏章還在路上，第二道諭旨又來，免去了他的這一代理職務。這讓他十分尷尬。箇中原因，就是祁雋藻大學士悄悄向咸豐皇帝打了個小報告，說曾國藩只是一個在籍侍郎，在籍侍郎只不過是一介布衣，用當時的話就是〃匹夫〃。一個匹夫一呼而應者雲集，這可不是朝廷之福啊。咸豐帝不是傻瓜，一句話，就讓他猛然醒悟過來，也就是說曾國藩的號召力和組織能力不可小覷，他可以招募軍隊來幫朝廷打造反派，也可以掉轉槍口，直指朝廷。到時候這皇帝寶座恐怕就不是皇帝坐的了。所以咸豐帝顧不得〃聖旨不是兒戲，不可出爾反爾〃的慣例，隨即下詔收回成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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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節：君臣鬥法（2）

要知道，這可不是由滿洲貴族來提醒皇帝的，而是一個漢臣。多年以來，都說滿清王朝民族之防十分嚴重，滿漢矛盾十分尖銳，朝廷對漢臣防範嚴密，洪秀全造反正是因為滿漢矛盾十分尖銳的情況下，為了驅除撻虜，恢復漢人的天下，起而舉事。那麼祁雋藻的做法豈不是做了滿清的幫兇？曾國藩固然是幫兇，林則徐當然也是幫兇，左宗棠是幫兇，李鴻章是幫兇，胡林翼是幫兇，那朝廷上下無一不是幫兇、漢奸。我就不相信，這一批當時的優秀知識分子還不如一個老童生？無論從識見、民族心理、才幹來說，他們未必分不清滿漢區別，忘記了〃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古訓。

皇帝對擁有兵權的大臣歷來是很忌諱的，防範也歷來是十分嚴密的，否則就沒有杯酒釋兵權的故事，也就沒有〃狡兔死，走狗烹〃的古訓了。並不是看你是不是皇帝的親戚，也不是看你是不是我一家子人；唐代初年，搶皇帝寶座的不是別人，而是自己的親兒子；後來搶皇帝寶座的也沒有外人，而是自己的母親，只不過這個母親不姓李而姓武；明代初年，搶侄兒子寶座的並不是外人，而是自己的親叔叔；清代中期，皇帝的兒子們幾大阿哥爭奪寶座的事情還少嗎？事實上，對朝廷對皇帝來說，任何人都不可能是絕對放心的。至於清朝在全國各地設定的將軍、都統幾乎清一色是滿人，或者和滿人有血緣關係的蒙古人，這是事實，這和漢代非劉姓不得封王是一個道理，無非是為了保持和鞏固家天下的一種手段。如果憑這一點就可以斷定滿漢之間矛盾和防範意識很深，那麼在漢人的朝廷是不是可以說，劉姓和異姓之間的矛盾和防範意識也是很深的呢？恐怕說不過去吧。

這種現象，說到底只是家天下制度下的必然產物。跟民族意識關係不大。至少19世紀的朝廷和以前任何一個朝廷並沒有什麼實質性的區別。在清廷，穆彰阿、肅順等都是滿人，我看他們和許多漢臣關係就很好，就極力主張排除滿漢之間的成見，任用他們。後來，肅順等八大臣之死也不是滿漢矛盾造成的，恰恰正是滿人之間的權力鬥爭的結果。可見在這種家天下制的帝國裡面，不管你是什麼人，只要威脅到皇權，都不可能有好下場。同樣漢人之間的矛盾也很多，如曾國藩和江西陳啟邁因為軍餉等事而不和，曾國藩一點也不考慮陳啟邁是漢人而且還是自己的老鄉而把他參掉了。他參李元度也是如此。至於滿洲權貴對漢人的顧忌，不見得是民族鴻溝，如官文，此人對漢人向來瞧不起、不合作，但他這種瞧不起、不合作只是出於利益的考慮。胡林翼正是看穿了他，才曲意奉承他，結果取得了他的信任，使其一應事務都言聽計從，為湘軍減去了一個掣肘的對手。倘若真如一些歷史學家所說的滿漢民族矛盾十分尖銳，我可以肯定地說，曾國藩等一些漢族知識分子是不大可能起兵來幫助滿清王朝來平叛的，相反他們甚至會加入造反的行列。拿民族矛盾來說事，是不符合19世紀帝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