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實力的懸殊。這實力除了科技含量外，還在於體制，有時體制也是軟實力。

道光二十年（1840年）六月，英國遠征軍到達中國海面，鴉片戰爭爆發。戰爭伊始，道光帝認為英軍不堪一擊，但隨著戰事的發展，英軍圍困珠江口、攻佔浙江定海、直逼天津大沽，使得道光帝大為震驚，忙派琦善等人與英軍談判。最後對外妥協，將林則徐、鄧廷楨、楊芳等抗戰派查辦，重用穆彰阿、琦善、奕山等主和派，重新開放廣州。然而，英軍並不滿足於此，他們繼續對虎門、寧波、廈門等地進行攻擊，並於1842年攻佔吳淞。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八月二十九日清政府與英國簽下了中國近代史上的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條約規定：中國割讓香港島給英國，賠償英國共2100萬銀元。開放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為通商口岸等等。此後，清政府又與法美等國簽定了中法《黃埔條約》和中美《望廈條約》，使中國淪為半殖民地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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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5節：苦命皇帝（上）（4）

值得一說的是，有的歷史書上把這批國內的主和派稱為〃投降派〃，顯然也是不當的。他們並沒有主張要投降，而是主張議和。

現在的一些歷史書上大唱的〃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不能說完全沒有一點道理，但是剛開始時，包括在鴉片戰爭中，西方列強並沒有想要消滅中國的打算。他們只想逼迫中國開放通商，允許鴉片貿易合法化。於是便出現了歷史罕見的情況。先是英法聯軍，繼而是八國聯軍先後攻下了中國的首都，然後又坐下來談判。而中國的最高統治者……皇帝及其大臣們卻還跑得遠遠的，在他們的行宮裡悠閒地聽戲。

這些現象讓人看不懂了，在那次戰爭中，帝國政府內部沒有一個人知道這場戰爭其實是一場要求通商的戰爭；直到戰爭行將結束，被派到廣州的楊芳和奕山數次上奏要求皇帝批准英國政府提出的通商要求，皇帝還在反問：〃若貿易了事，又何必將帥兵卒如此徵調？又何必逮問琦善？〃倘若說皇帝及其大臣都以為這場戰爭是要滅亡中國，為什麼，身為最高統帥的皇帝又不堅決地迎戰，不發諭旨全民動員，而選擇了逃跑呢？誰能知道當時的最高統治者及其臣僚的真實想法呢？

問題的關鍵可能還在於皇帝對他人的不信任。皇帝對漢人的不信任並不是與生俱來的，而是肇端於吳三桂等人的〃三藩之亂〃。儘管有這樣的先例，後來的皇帝對漢人還是儘可能地給予重用，當然，囿於他們的胸襟和識見，過去的陰影始終存在歷代清帝的心中。那麼皇帝對洋人的不信任又是怎麼一回事呢？關鍵的問題在於，洋人的到來給皇帝帶來了巨大的挑戰，那就是要求變革。

歷史把責任推給這位皇帝，自然有一定道理。作為中國這個最大的家族的家長，道光帝責無旁貸。然而，道光帝又是較幸運的，因為他迴避了太平天國起義，這個倒黴的事留給他兒子去收拾了。

具體說到這個皇帝，頗有些意思。他最大的特色是對錢的態度。在歷史上，道光帝是以節約著稱的，所說他差不多是唯一一個穿補丁衣服的皇帝。打年輕時起他對銀錢就十分精明。他不愛遊玩，終日在宮裡，和那班妃嬪們做些柴米油鹽的瑣屑事體。這也難怪他，要怪就得怪他的老祖宗。其實整個清朝，從康熙帝手裡起，就在太平盛世的背後埋下了空虛的內囊。用一句通俗的話說就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外面強盛無比，府庫裡卻空空如也。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人才空；二是國庫空。何以人才空呢？大清朝固然是以儒家文化作為思想基礎的，但大清國是由滿洲人來統治的，滿洲人打仗還行，治國卻不敢恭維。不得不依靠漢人。但對漢人，皇帝們又實實不敢放心。加之，為了控制漢人，康、雍、乾三朝都大興文字獄，害得那些漢人不敢去鑽那些經世之學，都躲進故紙堆裡去鑽什麼訓詁、考據之類，於是在學術上便有了所謂的〃乾嘉學術〃，還美其名曰〃樸學〃。樸就是樸素的樸，實際上對於世道來說是一無用處的。而乾嘉學術最盛行的地方卻又是中國人才的淵藪江淮一帶。也就是本來應該是大清國的人才庫的江淮地區，那裡出的人才卻都是不做實學的。這樣一來就弄得國中人才空泛。到曾國藩的時代，曾就預言一旦國家有事，將無可用之人。果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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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6節：苦命皇帝（上）（5）

國庫空虛，這早已盡人皆知，康熙出手很大方，待大臣也還寬容，據易中天先生說，到雍正皇帝接手時，國庫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