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中期時，由於西方民主國家仍不願結束不干涉的鬧劇，蘇聯政府決定減少它的損失、停止給西班牙的援助，從而使佛朗哥的軍隊能打破這一僵持狀態。1938年12月底，民族主義者開始向加泰羅尼亞大舉進攻；一個月內，他們佔領了巴塞羅那。馬德里和巴倫西亞這時已孤立無援，不過它們仍堅持了兩個多月。隨著3月底馬德里和巴倫西亞的淪陷，內戰宣告結束。

對西班牙來說，這種長期的苦難使2500萬人口中有75萬人遭受傷亡，每7個未受傷害的人中有一個人已無棲身之地。對西方列強來說，這場內戰是又一次令人吃驚的失敗。正如在衣索比亞的情況下一樣，面對軸心國的侵略，它們再次責現出自己的軟弱和優柔寡斷，這種情況也出現在德國吞併奧地利的時候，德國是在西班牙內戰期間吞併奧地利的。

六、吞併奧地利

1938年是軸心國未流一滴血就取得偉大勝利的一年。導致這些重大發展的中心人物是內維爾？張伯倫，他於1937年5月接替斯坦利？鮑爾溫出任首相，並逐漸地接手確定英國對外政策的方向，儘管安東尼？艾登是他的外交大臣。溫斯頓？丘吉爾已對這位在這一關鍵時刻如此決定性地影響了歐洲外交程序的人物作了其特有的尖銳、深刻的評價：

內維爾？張伯倫……機警、講究實際、固執且非常自信。他與鮑爾溫不同，認為自己能夠了解整個歐洲乃至整個世界。我們當時從他所信奉的政策中看到的不是一種模糊的但仍然根深蒂固的直覺，而是一種有限的、鋒芒畢露的能力。……他已對當今國內外所有的政治人物都作出明確的判斷，認為自己對付得了他們。他的全部希望是使自己作為偉大的和平使者載入史冊；為此，他準備不顧種種事實而不斷奮鬥，使自己和國家冒著很大風險。不幸的是，他碰多到了他無法估量其力量的潮流，遇到了他無法在其面前退縮但又對付不了的颶風。

希特勒的譯員在描述標誌著捷克斯洛伐克滅亡和中歐均勢發生根本轉變的重大的慕尼黑會議（1938年）時，對張伯倫作出了類似的評價：

張伯倫老是問，誰肯向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賠償同蘇臺德區一起轉讓給德國的建築物和各種設施？這顯然不是首相和政治家、而是前財政大臣和商人在說話。希持勒變得越來越煩躁。“這些設施和建築物是蘇臺德的德國人納稅的結果”，他愈益不耐煩地說道，“這裡決不存在賠償的問題”。但是，這未能打消張伯倫對財產會受到影響這一問題的疑慮。希特勒終於暴跳如雷。他對張伯倫大聲叫道：“我們的時間太寶貴了，不能浪費在這樣的小事上。”正是在這時，張伯倫又另外提出這樣的問題：是否將家畜留在蘇臺德區，是否可以不把一些牲畜趕到捷克斯洛伐克所剩餘的地區。

在與墨索里尼打交道應奉行什麼政策的問題上，張伯倫與其外交大臣首次發生了衝突。張伯倫決心撫慰這位“領袖”，誘使他退出新結成的軸心國，回到西歐陣營中來。他希望透過承認義大利對衣索比亞的統治權而達到這一目的，但他的想法遭到了艾登的反對，艾登仍支援集體安全的觀念和國際聯盟。1938年1月，這種爭執達到了白熱化的程度，當時，羅斯福總統派人給張伯倫送來一封私信，建議有關國家在華盛頓召開會議，討論日益惡化的國際形勢。丘吉爾寫道：“這是非常艱難、無法估量的一步。”但是，張伯倫未和他的外交大臣商量就送去了冷冰冰的答覆，建議推遲所提議召開的會議，因為這個會議也許會危及他與義大利就衣索比亞問題所進行的談判。

這件事導致了艾登於1938年2月的辭職，揭露了當時決定英國外交政策的那些人的動機。艾登寫道：“事實是，內閣中我的一些前輩……不能相信墨索里尼和希特勒象我所描述約那樣靠不住。歸根結底，墨索里尼不是打敗了共產黨人，使義大利的火車準時執行了嗎？此外，他們作為老派的保守黨人，不太贊成羅斯福，本能地認為他有點象蠱惑人心的政客。”這一觀點在很大程度上說明了軸心國這幾年獲得驚人勝利的原因。保守派認為他們可以與獨裁者交往，並認為這樣做出與羅斯福總統合作更可取，因為與羅斯福的合作只是侷限在以集體安全原則為基礎的一些“模糊的”、“空想的”計劃內。同樣，法國的保守派也寧願與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打交道，不願求助於名義上與他們結盟的俄國人。這種思維方式的直接後果是犧牲了奧地利、阿爾巴尼亞和捷克斯洛伐克等獨立的國家——這種犧牲並沒有帶來人們所天真地想象的“我們時代的和平”，而是導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