術走向高技術。雖然中國存在嚴重問題，但中國領導人正在解決這些問題，沒有跡象表明這些問題會阻止中國整個發展勢頭。中國很可能會繼續更快地發展，並在亞洲獲得比日本更大的政治影響力，日本應該作出調整以適應中國的崛起。”

但在1980年的時候，傅高義擔心：“即或整個中國實現了現代化，究竟誰能買得起十億人生產的那麼多的產品呢？”傅高義認為這是中國將在21世紀面臨的重大問題。

這一年，松下幸之助在北京的人民大會堂給中國國務院領導講起了他的經營哲學。“要有高度的公司使命感，互相幫助”，“要振奮產業報國的精神”，“為此，就要儘可能地分散許可權”。總理問松下：“總公司可以擁有多大的許可權？”松下的回答是：“只要堅持經營的基本方針，有使命感，下面幹什麼都可以，沒有必要進行限制。這樣可以提高效率。”這一年，趙紫陽正在為八萬個國營企業的管理許可權過分地集中在國家或省裡，今後應該如何發展這個問題尋找答案。

松下電器產業公司的總經理山下俊彥這年則正在為懸而未決的中日合營企業而操心。但1980年的他還是有點失望。在北京出席完松下綜合電子技術交流會回到日本大阪之後，山下對共同社記者說：“想積極合作，但這次沒有取得任何具體進展。從根本上說，建立合營企業是最理想的形式，但是，為了使中國在電子技術領域取得發展，不能一下子就採取合營的形式，首先作出一兩項實際成績，加強互相信任的關係是很主要的。”松下電器從1978年就向中國出口產品了，不過，自這次松下和山下訪華七年後，也就是1987年的9月，松下電器才正式在北京建立合資公司。到1994年9月2日，松下電器與北京華瀛盛電器開發公司共同創立松下電器（中國）有限公司，總投資是3　000萬美元。日後，它還會有更多的企業在中國誕生。這一年，山下除了與趙紫陽總理、谷牧副總理舉行了會談外，還參觀了五家北京和上海的電視機廠和映象管廠。他認為中國企業“只要充分發揮現有的人才和裝置的作用，生產率也能提高”。

在四年前剛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自由市場經濟理論一代宗師，貨幣主義理論的創立者米爾頓·弗裡德曼也在1980年的秋天受中華人民共和國學術交流委員會的邀請訪問了中國。在北京的頭三天，弗裡德曼作了三次演講：“貨幣之謎”、“貨幣與通貨膨脹”、“80年代的西方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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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節：1980年現實主義（2）

弗裡德曼於1980年9月22日到10月12日在中國逗留，訪問了中國的北京、長春、上海、蘇州、杭州、桂林和廣州。回國後，他給提供資助的委員會寫了一個報告。在報告裡，弗裡德曼回顧了歷史，他認為，通常在一個經歷了動亂、正常秩序被破壞的社會里，經濟能夠迅速恢復並提高。德國和日本在“二戰”後的恢復就是個例子。同樣，中國內戰結束後，隨著惡性通貨膨脹的結束，也出現了幾年迅速的發展，經濟躍上了一個新的臺階，但沒有持續下去。現在，當秩序得到恢復，經濟就會出現迅速的復興。

弗裡德曼得出的結論是，隨著中國這一年新近宣佈的一些政策在現有體制中發揮作用，在隨後幾年應該會出現可以想象的進步。但同時，弗裡德曼對這一進步是否能長期持續表示悲觀。開放的制度將會形成權力與責任，這會對中央集權的政治機制產生威脅，可能出現的結果是改革再次中止。相關內容參考　《兩個幸運的人》，米爾頓·弗裡德曼、羅斯·弗裡德曼著，中信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

中國的老朋友，美聯社記者，資深的中國問題專家約翰·羅德里克則認為1980年“是中國近代史上最令人興奮的時代之一”，中國也正在從嚴厲的壓治時代轉向比較自由的時代。雖然也有人反對改革和進步，但在羅德里克看來，這些人大多是官員。

羅德里克觀察到，中國的電視節目正在風行，而僅僅在幾年前，由於電視節目的枯燥乏味和充滿說教，觀眾還不大願意去看。羅德里克認為中國正在進行一場革命，而且是一場期望值越來越高的革命。電影、電視、商業廣告，甚至報紙都開啟了窺看外部世界的櫥窗，這些都刺激了中國人追求物質生活的胃口。

羅德里克早在1946年就到過延安，並採訪過毛澤東。1946~1947年間曾在延安住過六個月，和周恩來相當熟悉。他在中國一直工作到1949年，親眼看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1972年美國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