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朽”，社會問題也更為嚴重，但中國的現代化也並沒有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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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節：1979年30歲的中國（2）

上海的理髮館裡，此時擠滿了要燙髮的婦女；服裝店和百貨商店裡五顏六色的新式襯衫和服裝，一拿出來便賣光。南京路到外灘一帶的商業區裡，每天都流動著數以萬計的市民和外地人，手錶、電視機、腳踏車一類的高價商品賣得就像家庭必需品那樣快。

董鼎山這年在中國各地的旅行中還特別記錄下了中國的美食。大概是吃膩了美國快餐的緣故，董鼎山把中國快餐描繪成又便宜又有營養，而美國快餐則是“亂七八糟的東西”。彼時中國的物價的確是便宜的，董鼎山在廣州華僑飯店買的一份快餐，據他的描寫有以下這些東西：茶、湯、魚、鴨、炒蛋，加上不限量的米飯、饅頭，才三元錢。現炒的熱菜也不貴，回鍋肉、糖醋魚加上砂鍋豆腐也只要四元六角。

不過，董鼎山所見的中國餐館大多是很擁擠的，儘管菜餚便宜，但要找到個空位子卻不太容易。在北京，董鼎山就吃了這樣一頓飯——在一個回民水餃鋪，他必須一看到有空凳子就一把搶來，端到一張已經坐滿人的桌子邊坐下，否則，他就無法吃到水餃了。

1979年，名廚恢復了他們的地位，而且過去一些有名的飯館也重新開張了。上海著名的新雅酒樓仍在南京路舊址，但已從過去改名為“廣州酒家”專為群眾供應普通飯菜的情況下恢復過來了。

在北京，最早的北京烤鴨店全聚德恢復了昔日的光輝，向沒完沒了的外賓供應它那世界著名的特色烤鴨。在北京烤鴨店，董鼎山一行四人吃了頓全鴨席，共花了12元人民幣。坐落在北京和平門路口上的北京烤鴨店七層新樓在這一年的4月25日落成開業，這是當時中國規模最大的飯店，建築面積有15　000平方米，可以同時接待5　000名顧客。北京烤鴨店最初並沒有直接使用“全聚德”的金字招牌，不過，到了1980年2月9日，北京烤鴨店就開始使用“全聚德”這個老字號了。

當然，華僑或者外國人來到中國，也並不僅僅是關心這些民生飲食，他們是來做生意的。時任美國財政部部長的布盧門撒爾在1979年的春季來到中國。這位猶太人說來和中國還頗有點淵源——當他還是少年時，曾在上海的一個小弄堂裡生活了八年。當年他作為“二戰”猶太難民從柏林逃到上海時，才13歲。

但布盧門撒爾對他第二故鄉的市場卻並不怎麼看好。他在1979訪華後得出的結論是：“中國將不會成為美國商品的一個大市場，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可以建立‘互利’的經濟關係。”

在布盧門撒爾看來，中國是一個貧窮的國家，沒有足夠的財富來購買大量的美國商品。他認為，重點必須始終放在提供最基本的必需品上。但是，布盧門撒爾也注意到中國正在日益強調生產消費品和發放生產獎金，而不是從平均主義的角度去看待一切。不過，當時的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的合作計劃處負責人裡奇·貝克爾·布斯則認為中國是一個巨大的市場，“大家都排隊去那裡”。

日本人也認為中國經濟潛藏著高速發展的能力。要不了多久，事實就可以證明日本人的判斷要比美國人高明多了。日本經濟研究中心的理事長金森久雄認為，中國經濟的前途確實有許多難點，然而在經過若干曲折後正在向前邁出紮實的第一步。在奠定了經濟增長的基礎之後，中國經濟就能夠出乎意料地迅速發展。他認為中國在“發展國民經濟的十年規劃”（1976~1985年）中定下的年增長率8？4％並非不能達成，美國經濟學家們是以成熟階段的本國經濟來判斷髮展初期年輕的經濟增長力量。美國人的悲觀結論在他看來“太保守了”。

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多克·巴尼特則認為鄧小平提出了歷史上最為極端迅速地發展經濟的宏大計劃，中國將走向一種新型的經濟制度：市場社會主義。對此巴尼特的解釋是，1979年的中國正在討論給予獨立的企業單位有更多的主動性和自主性的問題，也在討論現實的價格問題，強調物質刺激。巴尼特認為，中國必須學習西方的資本主義管理制度。同時他注意到，中國正在破例地計劃把上萬名學生送到非共產黨國家去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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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節：1979年30歲的中國（3）

在日本人的筆下，中國正在進行的是“第二次長征”。《讀賣新聞》甚至派出了一支記者訪華團對中國進行訪問。看得出彼時日本的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