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被殺的，都是姓張的，原本都是骨肉兄弟。

那次被殺的積極分子中，本村的大約有七、八個人，裡面只有兩個是忠厚本分的老實人。其中一個，被殺那一天白天還來家裡串門，跟外公嘮了大半天家常。事後，曾經有人懷疑外公給那個貧協主席通風報信，但外公、外婆拼命矢口否認；外公的堂兄雖然對貧協主席脫逃感到非常惱火，但他知道外公這個人菘，翻不起什麼大浪來，因而也就沒有把外公怎麼著。而被外公救了的那個貧協主席，竟然絲毫沒有感激外公的救命之恩，後來在沒收、瓜分外公財產時仍然非常積極；解放後外公蒙冤判刑時，貧協主席也並未對外公施過一隻援手。

此時滑縣尚未解放，村子裡走馬燈似地過不同的隊伍：有時是國民黨中央軍來，有時是雜牌隊還鄉團騷擾，有時則是土匪老抬來搶劫。外公外婆沒見過世面，也搞不懂都是什麼隊伍，只知道這些隊伍一來就要錢要糧，弄得雞飛狗跳。直到有一天，外婆早晨起來一開門，嚇了一跳：發現院子裡睡的都是兵。這些兵跟以前來的那些完全不一樣，起來後打掃了院子，還幫著外婆把水挑滿，然後就開拔了。外婆在戰亂中活了三十多年，見過不少軍隊，惟獨這一支令她感到親切。直到幾十年以後，她還念念不忘第一次見到解放軍時的情景。

《一個普通中國人的家族史》　第二章　解　放（1950～1957）　二、土地改革

土地是農民的命根子，舊時代的中國億萬農民唯一的夢想就是靠勤勞、節儉獲得積累後不斷地購買土地，他們熱愛土地並沒有任何罪過。我的外公、外婆原本是村裡有口皆碑的勤儉之家，這四十多畝地產，並不是他們搶奪來的，而是他們一輩子辛辛苦苦、點點滴滴地積攢起來的；外公外婆沒有軍閥和官員作靠山，他們都是本分守法的淳樸農民，談不上什麼“魚肉人民”。因此，外公、外婆這樣的人，應當算是中國舊式農民中最勤勞、貢獻最大的一類人，把他們的成分劃作“地主”、“剝削階級”而加以壓制和歧視，實在是冤枉。

前面提到過，外婆的哥嫂是一對惡人。外婆的哥哥一向遊手好閒，喜歡吸鴉片、嫖娼及賭博。俗話說，“龍生龍，鳳生風，老鼠兒子會打洞”，他們的四個兒子中有三個也成為地痞流氓，跟外婆的哥哥一樣吃喝嫖賭抽大煙，其中一個還染上了梅毒。外婆的姐姐在守了三十多年寡以後，無兒無女，想老了有個依靠，就開始把老頭子家的錢往哥哥家裡偷，買了不少地。誰知往家偷多少，其兄和他的三個兒子就花多少；外婆的姐姐前面買地，他們幾個就偷偷賣地。解放後二次土改時，趙老太爺家的地被分了，外婆的姐姐也從原來的趙家裡被趕了回來。此時外公蒙冤被抓，外婆家境極為艱難；於是外婆的姐姐回來後住到了哥哥家裡，遭到哥嫂的百般虐待，這個苦命的女人沒過幾年就瘋死了。

外婆的哥哥為了吸食鴉片，到解放前夕已經把地賣得精光，最後剩下一匹騾子，也找到外公以五塊現大洋的價格賤賣給了他。當時我外公滿心歡喜，還以為撿了個便宜，誰知這筆買賣做成以後還不到四個月土改就開始了。不過，外婆的哥哥倒是時來運轉，淪為典型的農村流氓無產者後，卻因為身無分文劃為了貧農。外公家被劃作地主，家裡的田地、牲畜、農具都被瓜分了，解放後又被從原來的二層小樓中被趕了出來，在一座老廟中棲身。我小的時候回老家時，還在那座廟裡住過。到了一九八一年，才在我母親、大姨的支援下蓋了一座新屋。我小的時候，外婆一想起來還常常後悔地說：要是當時不那麼省著過日子買地，都和他的哥哥那樣吃了喝了，或許這後半輩子還不至於這麼倒黴。

對於土地改革問題，儘管我的父母家都是地主，土改中被分掉了土地，但我一直都認為：土地改革是必要的，因為中國人口太多，土地資源有限，因而過度的土地兼併和集中會造成貧富分化和社會動盪。例如外公所在的那個村子，有二百戶人家，但其中絕大部分土地都集中在二十戶富裕人家手裡。不過，我認為土改中僅僅依據財產多寡而不是依據行為好壞給人劃線，以決定是“統治階級”和“被專政階級”的做法是欠妥的，特別是再依據這種劃線將歧視與迫害強加到被“均富”者及其子女身上。雖然共產黨一直講“實事求是”和“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但實際執行起來卻往往不是這樣。此外，不問農民財產的取得途徑是否合法，簡單地加以瓜分而不給任何形式的補償，也容易人為地造成矛盾加劇。

解放以後，人民政府開始清算昔日血債。當年僱傭槍匪殺害貧協積極分子的首犯外公堂兄逃亡，多年杳無音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