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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在此時，二○○三年八月六日晚上，中央電視臺第二套節目播放了一個專題片——《貧困生：越過學費這座山》。該片講述的是陝西榆林一位農民景統仕可悲遭遇：生活貧困的景統仕在女兒景豔梅今年高考被東北師範大學錄取後，為了湊足一萬元的學費，一連外出幾天借錢而無功而返。為了給景豔梅上大學申請資助，景統仕又到當地派出所等部門蓋章以證明家境困難，然而這個章也居然沒有蓋下來。七月十四日，景統仕喝下農藥自盡。電視上景豔梅流著眼淚說：“我爸爸回來，我不在跟前。他就跟我嫂子說，他說他已經老了，什麼事都辦不成了……早知道是這個結果，這個學我不上了……”

我一般很少看現在這些充斥了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的電視節目。但是那一天也真是湊巧，當我從書房出來喝水時，正好看到了這一幕。當時，我握著茶杯呆站在電視機前，屏住呼吸把這個節目看完。沉痛？不，這種感覺不是一個“沉痛”所能形容的。悲憤？不，這種感覺不是一個悲憤所能包含的。我感到壓抑，感到這個世界為什麼這麼黑暗，為什麼使我艱於呼吸視聽。常言道：“望子成龍、望女成鳳”，千百年來，在社會底層苦苦掙扎求生的中國勞動人民總是把期望寄託在下一代身上。自己委屈點、辛苦點沒有什麼，一定要讓子女讀書、成材——這是我們這個苦難深重的民族的一個傳統。女兒考上大學，這本應該是全家歡天喜地、奔走相告的喜訊，然而在極度扭曲的“教育產業化”之下，這喜訊卻變成了吞噬人命的魔鬼，變成了噩耗。

假如景統仕的遭遇還離我太遙遠，還算是“小機率事件”的話，那麼二○○三年六月份發生的另一樁慘劇則如同在我身邊炸響的一聲驚雷。在我曾經去過的一個國有企業，由於經營困難，從二○○二年下半年開始連續九個月沒有發過一分錢的工資。二○○三年六月三日，在幾個歌舞廳趕場子拉琴掙錢的老工人胡××回到家裡，其妻子告訴他，在武漢某大學讀書的兒子在催交一萬元學費。胡××出門借錢。可是全廠工人都八九個月沒有見到一分錢了，自己家裡尚揭不開鍋，誰又有能力借出一萬塊錢呢？胡××出門一天，空手而歸。回到家裡，妻子見他一無所獲就嘮叨了幾句，胡××本來就又氣又惱又急，再加上妻子的辱罵使得他倍感絕望，於是他拿起洗澡毛巾狠命地勒住妻子的脖子，導致妻子氣絕身亡……

兩件看似孤立的事件，反映出當下中國工人、農民被一小撮鼓吹“教育產業化”的、喪盡天良的“精英”們壓迫、掠奪、踐踏而無可奈何的事實。在中國遼闊的土地上，從東北到西南，類似的慘劇處處可見，時時發生。無數貧窮而善良的人們，被教育產業化這把大刀奪去了歡樂、財富甚至生命。在當代中國，已經沒有什麼比　“醫療產業化”　和“教育產業化”更能生動地體現出處於強勢地位的精英們，是如何借“改革”的名義來瘋狂斂聚錢財、無恥踐踏勞苦大眾權益的事例了。醫療和教育，一個保障的是人民的生存權，一個保障的是人民的發展權；這兩個行業是“產業化”的底線，一旦突破了這兩個底線，這個社會就沒有任何公正可言。然而可悲的是，這兩個底線早已被突破，而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勢。

早在二○○○年八月，我就寫了一篇名為《窮人受教育權利不容剝奪》的文章，呼籲社會關注窮人孩子上不起學的情況。然而，從那以後，教育產業化一直甚囂塵上，濁浪排天。無數人間慘劇發生了，無數品學兼優的貧困生被大學拒之門外。不受監督的特權與貪婪野蠻的資本主義結合起來，瘋狂、無恥地壓榨人民；兩極分化日益嚴重，社會秩序日益混亂，各種侵犯人民利益的異化改革被假以神聖的名義強加在人民頭上。而醫療產業化和教育產業化，正是這種異化改革的極端產物。在我看來，鼓吹這兩個“產業化”的人實在是惡毒——“教育產業化”剝奪了窮人子女受教育的權利，等於消滅了他們透過受教育改變命運的希望，而讓他們永遠淪為無知愚昧的苦力，剝奪了人們的發展權；“醫療產業化”則剝奪了窮人的生存權。耳聞目睹這一個個血淋淋的事實，我實在無法平靜下來。我決心用我自己的力量，把惡政和它們的吹鼓手們一起踩在腳下，讓它們爛在泥裡。於是，又一篇名為《教育產業化：喪鐘為你而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