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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部分

萬科也會及時向客戶們提前預示。

除了如上的一些所謂顛覆,萬科進行的另一項舉動可以說是對“顛覆”一詞的有力佐證了。這一項舉動就是被業界稱為的“打破‘集權管理模式’”。

所謂的“集權管理模式”被認為在萬科堅持了10餘年,1994年,萬科實行投資決策權與經營權分離,集團的投資權全部放在總部。各地的子公司的資訊直接上傳總部,人員、資金、專業性的把握都由總部決定。

不過,王石及管理層的這種做法也經常受到業界質疑:十年集權,固然保證了萬科很多重大決策的順利實施,可是不是也錯過了很多機會?損失了很多效率?萬科是不是本來可以增長得更快?

對此,萬科的管理層曾有解釋說,萬科的管理目標是“均好策略”,意思是說工作的各個環節像組成木桶的一塊塊木板,不能有明顯的“短板”。

繼承式的變法(4)

至於此種顛覆,一個主要目的“就是讓成熟的區域中心享有包括人員安排、投資以及專業化施工等多方面的權利。”而調整後的萬科總部要做“戰略總部”,著重於“創新研發、品類分析等前瞻性研究以及融資等重大財務安排”等事項。

鑑於王石和萬科管理層的系列化動作,輿論稱之為“相當於重新來過,權力重新分配了一遍,無數的崗位要重新設定,無數的職位要重新安排,不被涉及的人極少。”而萬科高層也表示,“萬科現在所作的一切事情都是為了未來的戰略目標,是一種長期的戰略安排。”“我們要拉長和對手之間的差距。”

也許萬科的自信是有理由的。因為它們的模式之變,並沒有改變萬科人信奉制度和規則的忠誠。

3。 享受規則之美

體制或是制度訂得的再好,如果不能徹底執行,就是一紙空文,是一種假制度。

從1988年萬科實行股份制改革後,王石一直肩挑董事長和總經理雙職。1999年2月,鑑於集團業務架構調整的完成和職業經理隊伍的成熟,王石辭去公司總經理職務,由姚牧民出任,鬱亮為公司常務副總經理兼財務負責人。兩年之後,鬱亮成為總經理,業內稱之為“以一個職業經理人的身份一步步成長起來,是一位典型的職業領導者和執行者。”

萬科的各項制度執行起來也像它的管理層新老更替一樣井然有秩。用王石的話說,“制度一個很大的作用,就是讓人和人之間可以用一種穩定的方式來相處。大家都知道什麼事可以做,什麼事應該努力去做,它就減少了衝突、內耗,減少了很多發號施令的必要性。”

王石曾經回憶說,深圳初建特區的時候,很快就形成權錢掛帥、拜金主義、物質至上,而他不能為了賺錢,為了提高物質生活,而喪失人格。因而,不僅自己不能行賄,也不要受賄。

1999年,深圳一個主管城建的副市長出了問題,但卻引起了地產圈的不小騷動。“老總是‘雙規’的‘雙規’,住院的住院,出國的出國,失蹤的失蹤。”王石有次出去吃飯,竟也有人走過來問他為什麼能夠在公開場合露面。問話的直覺是,房地產業出事了,萬科這麼大的房地產公司難道沒有一單是虧心的嗎?王石則感慨:“王石不行賄。”

也有人說,萬科的“固執”使它失去了許多業務機會,但王石並不這麼認為。在他看來,遵守規則的人最輕鬆。規範做事,睡得著覺。王石的接班人鬱亮說:“我們的職業化訓練,從不提倡你為了公司利益犧牲個人利益,不會要你拿將來的職業生涯做賭注。這在不少公司很難做到。”

可見,規範自身,才能讓企業產生更高的效率,讓企業擺脫對個人的依賴,讓企業減少波動以及由此而來的附加成本,獲得一個健康的成長環境。

於是,在萬科內部,王石認為只有真制度才能塑造出規則之美。

萬科公司上海分公司是大分公司,在整個萬科公司的業務中舉足輕重。不幸的是1997年這個分公司的部分高層管理人員發生了“意外”,導致萬科對上海公司進行大換血。1997年末萬科從總部派出新的“三駕馬車”,分別任命為上海分公司的正副總經理和市場部經理,接管已嚴重受損的上海業務。年輕的新領導班子臨危受命,急赴上海,夜以繼日,重整業務,成績顯著。然而,一件意想不到的“小事”,卻使得這個剛組成的領導班子差點解體。。 最好的txt下載網

繼承式的變法(5)

1998年初,上海分公司一個銷售主任,大年三十飛到萬科總部討“說法”,投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