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降”。桂系政客期盼的無非是兩條，一是把“懲治戰犯”的力度降一降，二是國民黨交出政權，但解放軍不要過江。共產黨顯然不答應第二條，談判還沒開始，新華社就表明了態度：堅決粉碎國民黨的“和平攻勢”，並且說解放軍打過長江輕而易舉，奪取全國勝利的步伐不可阻攔，共產黨不但政治要過江、軍事也要過江，國民黨不僅要交出政權還必須放下武器，可選擇的出路只有兩條，不是北平就是天津……

那時候，上海的廣播公司多如牛毛，一兩百個頻道的訊號互相干擾，收音機裡各種聲音亂七八糟，不動旋鈕就能竄出四五個臺來。幾乎所有的電臺都有“時政評論”，有的說“完蛋完蛋沒救了”，有的說“不怕不怕，我們有無敵的空軍、我們有忠誠的海軍”……說著說著，海軍最大的重慶號軍艦就起義了，電臺裡只好又說“不急不急，陸軍還有江陰要塞，海軍還有第二艦隊，當年八百壯士能在四行倉庫堅持那麼久，現在守住長江更沒有問題”。

但蔡智誠知道長江是守不住的，這不僅是因為國民黨的兵力不足，也是因為高層長官根本就沒有守江的決心。

從歷史上看，長江最重要的防禦地帶應該在南京上游至九江河段，這個地域一旦被突破，不僅安徽江西立告失守、江浙腹背受到包抄、湖南廣東面臨威脅，而且整個華南也被切成了無法顧及的兩半。反之，如果守住了這一段，防守方可以保持較厚的戰略縱深，攻擊方在東西兩端會受到較大的制約，戰局就還有可期盼的餘地。但現在，白崇禧把主力收縮到湖南廣西，只求保住桂系大本營；湯恩伯把兵力集中在南京下游，僅圖維護上海一隅；而廣東方面則希望把海南島變成臺灣第二，寧願去香港也不願守長江……結果漫長的“江防要地”只留下幾支雜牌弱旅在裝腔做勢，共軍豈有不“輕而易舉打過長江”之理？

（PS：1949年4月20日，解放軍的百萬雄師正是從江陰至九江段突破了長江天險）

49年3月，“北平和談”拉開了序幕，但雙方心裡都明白這不過只是個幌子而已。共產黨那邊說“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國民黨這邊喊“積極備戰，周旋到底，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大家其實都知道“長江防線”形同虛設，那道“天險”根本靠不住，於是就開始做下一步的安排。

3月中旬，谷正綱從奉化回到上海，他已經得知俞季虞遇難身亡的訊息，於是就建議蔡智誠離開上海到福建去。

谷正綱的這個提議是有原因的。

李宗仁代理總統職務之後，與原本就芥蒂很深的行政院長孫科之間的矛盾越來越大，以至於到了無法共事的地步，結果老李就和老蔣商量了一個折中的辦法，由何應欽出任行政院長。何應欽內閣的時間雖然很短（才兩個多月就被閻錫山取代了），但在當時卻顯得十分賣力，他擬訂了一個龐大的軍備方案，準備徵召百萬壯丁組建“二線兵團”，並且把整軍的重點放在了福建。

福建屬於黔系政客把持的地區。1926年，何應欽統率北伐軍東路軍由潮汕入閩打敗了孫傳芳的部隊（周蔭人），成為福建軍政委員會主席，後來，何應欽的弟弟何輯五、何縱炎，谷正綱和他弟弟谷正鼎，包括蔡智誠的老爸蔡式超等貴州老鄉都在那裡做過官，與當地政界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49年這時候，福建省主席兼綏靖公署主任是朱紹良。朱紹良祖籍江蘇，從小在福州長大，考入武昌陸軍中學後和同班同學何應欽、谷正倫一起被選送進日本士官學校，畢業後又一起去貴州混跡，朱紹良與何應欽先後擔任過黔軍參謀長、而谷正倫則做過黔軍總司令，三個人在蔣介石麾下的地位雖然有所變化，但彼此的交情擺在那裡，始終是一根藤上的螞蚱。

不過，谷正綱推薦蔡智誠的原因倒不完全是為了人際關係。

福建的方言與中原語系大相徑庭，可當地的軍政大權卻掌控在外省人的手裡，官員操北腔、百姓唱南調，咿哩哇啦鬧了半天誰也不知道對方說的是啥東西。長官在臺上訓話，臺下目瞪口呆，忽然有人自告奮勇申請當翻譯，長官當然很歡喜。於是就聽翻譯說福建話，臺下鼓掌臺上也鼓掌，鼓掌過後，當兵的扛起武器“呼啦”一下全跑光了，當官的愣在臺上莫名其妙，問過別人才知道——原來剛才那“翻譯”是在鼓動大家造反呢。

蔡智誠會說閩南語，因為他的親生母親是蔡式超在廈門大學時娶的姨太太，老人教育自己孩子的時候總是使用別人聽不懂的家鄉話，蔡智誠和蔡智蘭也因此掌握了這一般人都弄不懂的奇特方言。谷正綱的妻子也是福建人，老谷曾經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