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倒安排得十分充實，她每天去育嬰堂轉兩圈，表示過愛心之後就拎著個布袋子滿世界的採購大米。當時上海市場的稻米分為好多類，有常熟的糙米、太倉的白米和泰國的暹羅米，其中泰國米是用機器烘焙過的，比較乾燥耐儲存，所以陳麗君就專門蒐集這種進口物資，今天一袋明天一包，堆得床鋪底下盡是糧食，再過幾年也吃不完。

當時，市面上物價飛漲，金圓券貶值得很厲害。一百斤上等白米在48年“8、19”（金圓券發行日）時的價格是十五塊錢，49年1月一百五，2月漲到一千五、3月漲到一萬二（到上海解放時的5月底漲成一億七千萬）；40碼一匹的“龍頭細布”（紡織企業用它發工資，是比較重要的流通物），“8、19”的價格為三十塊錢，49年1月三百二，2月漲到兩千、3月份一萬五（到解放時漲成一億二千萬）……上海的市民原本是比較愛逛交易所的，但這時候的黃金只漲不跌，無從下手；股票只跌不漲，毫無指望；期貨市場空空如也，只好關張，於是所有的人都跑到商店裡瘋狂採購，拼命囤積物資。

市面上的任何東西都搶手，人人都在搞收藏，有囤糧食的、囤藥品的、囤棉紗的、也有囤白報紙的，“寶康裡”的二房東專門收購鋼材，鐵絲也要、鐵釘也要，到後來連床板都拆了，全家都睡在鐵皮上。更多的人則是見東西就收，火柴要收、紐扣要收，油鹽醬醋更要收，甚至連冥器店裡的花圈也被收光了，老闆賣棺材的時候都要先去顧客的家裡瞧一瞧，看看到底真的有死人沒有。

金圓券崩潰的根源當然是貨幣發行過濫、經濟體制垮臺，但按照蔡智誠的觀點，這種狀況的出現也與當時的軍事政治形勢有著很大的關係。一方面，三大戰役之後，國民黨丟失了大片的領土，東北、華北和華中的工業基地和農村稅源全部落入了共產黨的手中，財政收入急劇減少，而與此同時，北方的難民大量湧進南方城市，原本在“全國範圍”發行的金圓券也全部聚往日益萎縮的國統區，此消彼長，政府調節金融收支的能力大大降低。另一方面，戰場上的失利造成了老百姓的心理恐慌，政客間的內訌和爭權奪利更使得民眾喪失了信心，國民對政府的可靠性產生了懷疑，貨幣也就失去了儲蓄的功能，於是，任何人都不願意讓鈔票“砸”在自己手裡，所有的金圓券全部上市流通，這就給原本就瀕臨破產的經濟環境造成了致命打擊。

在蔡智誠的印象中，49年的這場金融災難是從2月份開始進入高潮的，那時候正值平津解放、李宗仁上臺，國民黨財團不支援桂系、共產黨方面也不給李宗仁面子，新一屆政府又沒有表現出政治和軍事上的過人之處，經濟崩潰也就成了理所當然。但49年的這場災難和44年、45年的有所不同，抗戰後期的市場混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物資匱乏，那時候用法幣買不到的東西、用銀圓同樣也買不到，而49年初的社會物資總量卻並不算很少，只是都被囤積了起來，老百姓寧願以貨易貨也不相信鈔票，市場上的價格暴漲也僅僅是針對金圓券而言，如果用銀圓購買大米或者布匹，比起48年不但沒有漲價反而還降價了。

那時候，商鋪和飯館既想囤積貨物又不能不做生意，所以對顧客十分挑剔，倘若抱著金圓券進館子，老闆只肯賣一碗飯，如果把袁大頭拍在桌面上，雞鴨魚肉立刻就端了上來。最倒黴的是那些放高利貸的，缺德人遇上了更缺德的社會，兩下子就被整破產了，真是惡有惡報。

蔡智誠的薪水是現大洋，市面風波對他的影響不大，但事實上，能夠象他這樣“瀟灑”的人物畢竟是少數，有更多的百姓在這場金融災難中飽受痛苦。普通市民除了以貨易貨之外就難以維持生計，大批的學生、教師和基層工薪人員淪為饑民，最不幸的還是那些從外鄉來的逃亡者，顛沛流離、無依無靠，腰包裡揣著的全都是廢紙，那才是真的叫天不應、叫地不靈。

1949年3月，南京李宗仁政府終於派出了“和平商談代表團”，首席代表張治中（解放後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團員黃紹竑（後任全國人大常委）、劭力子（後任全國人大常委）、章士釗（後任全國人大常委）、李蒸（後任全國政協常委）、劉斐（後任全國政協副主席）——這其中，張治中和劭力子是“主和派”，黃紹竑和劉斐屬於桂系，章士釗和李蒸是社會賢達，連一個能夠代表蔣系和粵系的人物都沒有——所以別說是談不出結果，即便能夠簽訂個什麼協議也不過是一紙空文，很難得到執行。

當時，李宗仁已經表示同意毛澤東提出的“八項主張”，因此所謂的談判不過是把“無條件投降”改為“有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