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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智誠的主要工作是清理核查物資。

日本人實在是討厭，他們的清單內容十分龐雜，連一雙竹筷子、一個破臉盆都要羅列上去，真是煩瑣得要命。可對方既然寫出來了、自己就必須查驗，於是，蔡智誠就被這些雞毛蒜皮搞得焦頭爛額。可是，查了幾天之後，蔡上士才突然發現，表面上很細緻的日本人原來並不老實，他們把許多裝備物資、甚至一些秘密倉庫都隱瞞起來，沒有開具在清單裡。

弄了半天，小鬼子原來是想利用臉盆筷子做掩護，企圖瞞天過海呀！蔡智誠氣得拍案大罵，當即報經金遠詢專員批准，把古川憲兵隊長關了禁閉。

憲兵的手裡除了物資清單，還有人員名單。監獄犯人的檔案全都移交到軍統的手上，由金遠詢站長決定放誰或者不放誰。

在那段時間裡，警探們不停地抓人、又不停地放人，頭天接到舉報說某人是漢奸，隔兩天又說證據不足讓他回家了。蔡智誠埋怨說：“這不是瞎折騰麼？”，而潘崇德卻看出了其中的門道：“你別看這些人進進出出、來去匆匆，可只要在大堂上走一道，留下的就是錢呀……”

還真是這樣。

比如，長沙城裡有這麼兩個人物，一個叫張芝文，原先是雜貨店的老闆，一個叫凌雲卿，是黃包車工會的頭目。44年日軍佔領長沙時，這兩個傢伙就打著“歡迎皇軍”的旗號主動上門討好，據說，他倆的初衷是想得到日軍的許可、組織人手收埋在攻城戰鬥中遺棄的屍首（當時城裡的屍體確實很多），可沒想到，日本太君一高興，就讓張芝文當了“治安維持會”的會長、讓凌雲卿當了副會長，這兩個傢伙也就變成了漢奸。

國軍接管長沙警務之後，張、凌兩人當然就被抓了起來，可沒過幾天又被釋放了，說是證據不足。蔡智誠對此很不理解，在姐夫面前發牢騷：“他們都當上維持會長了，還有什麼證據不足的？”，可羅照卻笑著說：“你不懂的就不要議論”

原來，這兩個維持會長有“立功表現”——他們透露了日本“亞光公司”秘密倉庫的地址，那裡面存有不少日軍從湖南各地掠奪來的貴重物品——接收大員們因為這個情報收穫頗豐，光是羅照的手裡就分得了四十多部珍版古籍，其中有一本手書的曾國藩日記（不知道是不是曾文正的親筆），後來送給了谷正倫。

傘兵們只負責監管日本憲兵，對其他日軍部隊的事情，除非正巧遇上了，一般並不主動管理。

長沙市東區的二里牌，有一個停放日軍骨灰的“神社”，在以前，中國老百姓從這裡經過的時候都必須對著房門三鞠躬。現在日本投降了，大家就邀集起來去砸爛那些牌位。

那天上午，傘兵的車隊正巧經過二里牌，看見幾個日本兵正和一群市民在“神社”門口對峙，其中有個鬼子軍曹的手裡還握著軍刀，“咿呀哇啦”的十分歇斯底里。日軍官兵在兵營之外持有武器是違犯規定的行為，姜鍵隊長立刻沒收了這把軍刀。不一會，日軍大隊長也趕來了，一照面就“噼哩啪啦”給了軍曹幾耳光，逗得圍觀群眾呵呵直笑。

第二天，傘兵們又從二里牌路過，看見“神社”門前橫眉豎眼地站著一夥日本兵，四周的群眾卻畏畏縮縮地不怎麼敢靠前。一打聽才知道，原來是昨天的那個軍曹在小屋子給自己開了膛、剖腹自殺了。

姜隊長覺得再這樣鬧下去不是個辦法，就通知日軍大隊長把那屋裡的罈罈罐罐全都清理乾淨，再用粗繩子拴在房柱上，道奇卡車一發動，立刻就把這座混蛋“神社”給拽倒了。

不過，日軍中象這個軍曹一樣的死硬分子畢竟是少數，大部分都還比較守規矩的。

那時候，在日軍兵營門口站崗的還是日本兵，只不過手裡沒有槍，而是拄著一根兩米長的細木棍，看見有人來了就站得筆直、立正敬禮。

日軍的軍需倉庫都被查封了，因此，兵營裡很快就斷了糧。國民政府的接收專員懶得理睬這些事，小鬼子就吃了上頓沒下頓，最後餓極了，只好學著“做買賣”。在那段時間裡，長沙市民晚飯後的一大樂事就是去逛“日本夜市”——鬼子兵出賣的物品，除了大衣、毯子、床單之類，還有食鹽（湖南也是個缺鹽的省份）和“旭光牌香菸”，老百姓就用食物來交換。

傘兵和警察也不願意眼看著日本人餓昏了鬧兵變，所以對這類買賣並不制止，反而還幫著他們維持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