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運輸機和戰鬥機全都沒有了蹤影，只留下一些紅色的、黃色的降落傘繼續在空中飄蕩。按傘兵的規矩，士兵的降落傘是藍底綠條紋，軍官的是白色，這些紅色、黃色的降落傘攜帶的都是武器彈藥和軍需裝備。

這麼多武器裝備，該怎麼收拾？收拾以後又該怎麼辦？沒有人知道——當務之急是趕緊找到部隊的長官，弄清楚下一步的任務是什麼。

放眼眺望，遠處樹起了一面白色的召集旗，大家連忙朝那裡奔去。

（說句題外話。薩蘇曾經講過，松山的日軍曾經看見佔領陣地之後的國軍揮舞著一面“白旗”。薩老大對此挺納悶的：打了勝仗還舉白旗幹什麼？

以馬甲所知，當時的遠征軍，召集部隊的指示旗就是白色的，那代表軍官所處的位置——國軍的這個規矩不曉得是從哪裡學來的，確實比較古怪）

“召集旗”跟前站著分隊長周之江上尉，傳令兵潘崇德正在旁邊組裝那臺步話機。這小子不但沒有“象秤砣一樣”的摔死，而且身上連一點兒泥水也沒粘上，真是夠有本事的。

舉手敬禮報到：“報告隊長，上士蔡智誠歸隊！”

周隊長點點頭，又接著東張西望。過了一會，他悄悄問蔡上士：“你在路上看見隊部的人沒有？”

“沒有啊，怎麼了？”

“嗯，他們好象是飛回去了……”，停了停，周之江又問：“這裡是什麼地方？”

“是湖南衡陽——怎麼？你不知道？”

“見鬼！我怎麼會知道？”周隊長顯得氣急敗壞。

蔡智誠不禁愣住了——天吶！那麼，現在有誰知道，我們坐著飛機跑到湖南的這片稻田裡來，到底是為了幹什麼？

看了“蒲公英（十一）”，好些朋友認為傘兵們是在搞演習。這不奇怪，因為網路上有記載，“傘兵空降洪羅廟”的時間應該是在45年的7月下旬——這個記錄出自衡陽文史資料，而且基本上都源於李延平老人的口述回憶，應該是比較權威的。

李延平是當年的參戰傘兵，他的記憶無疑具有極高的價值。但他的口述與馬甲之所聞在細節上卻存在著一些不盡相同的地方：比如空降時間（這個稍後可以解釋）、比如傘兵的編制（李老人說鴻翔部隊下設一個跳傘中隊、四個機降中隊）、比如美軍的作用（李老人說美國兵是直接加入鴻翔部隊、與中國軍人混編的）、比如赫斯和姜鍵的軍銜（李老人說他倆是上校），另外，李延平老人還說他在臺元寺生擒了日軍師團長三木郎少將，而馬甲我無法確認這個戰果。

我尊重李延平老先生的意見，但我還是決定照著自己的思路寫下去。李老人的文章是血雨腥風的親身經歷，馬甲我的文字是道聽途說的姑妄言之，我和他老人家各置一辭，大夥馬馬虎虎地看著，信與不信都沒有關係，權當做消遣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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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傘兵首次空降作戰”的殊榮，本來並不屬於第二傘兵隊。

早在45年5月份，突擊總隊就擬定了一個“襲擊羅定機場”的計劃。當時有情報顯示，駐海南島的日軍航空隊正陸續向大陸方向轉場，廣東的羅定（有一些資料誤寫為“羅店”了）是他們主要的中轉途徑，並且，這個機場也是日軍飛機支援廣西戰場的重要基地。為此，突擊總隊決定，由美軍顧問團團長考克斯中校親自帶隊、率領第一傘兵隊（隊長井慶爽）對羅定機場進行突襲，破壞敵機場設施、摧毀其作戰能力。

第一傘兵隊是陸軍突擊總隊中最先完成科目考核的隊伍，他們有機會進行比較充分的針對性訓練，擔任“首發”任務也就理所當然（所以直到現在，仍有許多人認為“廣東空降”在“湖南空降”之前）。

但是，戰場局勢變幻莫測，計劃經常趕不上變化的節拍。

就在第一大隊緊鑼密鼓地實施準備工作的時候，1945年5月下旬，“雪峰山會戰”進入了最後的“決勝階段”。國軍第四方面軍王耀武部與日軍第二十軍主力經過一個多月的激烈交戰，第74軍（施中誠部）、100軍（李天霞部）牢固地控制了武岡、新化、安化三個戰略支撐點，5月底，從第六戰區調來的第十八軍（胡璉部）自辰溪一線展開反攻，6月5日，從雲南趕來的新六軍（廖耀湘部）也陸續投入戰鬥，至此，國軍的“五大主力”有三支聚集在湘西，完全掌握了戰役的主動權。

這時候，美國空軍的轟炸機、戰鬥機正在戰場上空輪番出擊、忙得不可開交，而運輸機部隊卻顯得十分清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