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奠”四個大字，整座牌坊被彩條花束、蒼松翠柏裝飾得十分漂亮，牌坊底下還站著威風凜凜的衛兵。

從這個路口進去，經過中央軍校大門、軍校廣場，直到軍校大禮堂，沿途的牌坊一座連著一座，而且每隔不遠就立著一根旗杆，上面依次懸掛著聯合國51個國家的國旗。第二天，也就是45年9月9日，這些旗杆和牌坊下面都守衛著頭戴鋼盔的哨兵，一側是新6軍14師的戰士，肩負揹包、手持步槍；另一側則站著傘兵，戴白手套、端衝鋒槍或者卡賓槍——只不過有很多人（包括記者）都不知道那是傘兵，把他們誤當成憲兵了。

吉普車開到軍校門口就不讓進了，姜鍵少校只好掉轉頭回去，蔡智誠他們則被領到禮堂東側的一座二層小樓裡接受面試稽核。擔任考官的是“典禮總指揮”、新6軍的副軍長舒適存，他捧著報名材料反覆檢視、問來問去的十分仔細，好象生怕混進了什麼不良分子。蔡智誠當然經得起審查，十分順利地過了關。

順便介紹一下——這個舒適存，30年的時候曾經擔任過紅八軍（軍長黃克誠）的參謀長和紅三軍團（軍團長彭德懷）的參謀處長，是個從紅軍隊伍裡叛逃出去的人物。

面試之後，發給大家一張特別通行證，並進行了任務分工。分派給蔡智誠的差事是擔任“記者區”的警戒服務，在這個崗位上可以走來走去，比死站在一個地方的儀仗兵要舒服多了。

晚上安排大家看電影，影片內容是歐洲戰場上的受降儀式。先放映英美部隊受降，場面比較輕鬆，美國人很隨和，與德國兵有說有笑就象朋友一樣。指導官解釋說：“這代表了軍人的紳士風度”。接著又演蘇聯部隊，那場面就嚴肅多了，俄國大鼻子板著面孔發表演講，“嘰裡咕嚕”地把德國兵整得象灰孫子一樣。指導官評價說：“這反映了歐洲人民對法西斯蒂的深刻仇恨”——總之都有道理。

都有道理，那麼我們照誰的樣子學呢？蔡智誠提議：“我們對法西斯蒂也有深刻的仇恨，我們明天也羞辱日本人一番”。大家都拍手叫好。

可指導官卻不同意，他講解了實行“以德抱怨”政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大致是說中日兩國一衣帶水，戰爭過後還要長期共存，保持彼此之間的和睦親近是實現長久和平的前提……最後，長官還提醒大家務必遵守紀律、愛護名譽、潔身自好、尊重對方，如出現翫忽職守的現象，定當嚴懲不貸。

會後，指導官又把蔡智誠叫到一邊，叮囑說：“蔡四娃，別人都不吭聲、你站起來亂冒什麼皮皮？以後注意一點……”

這位指導官名叫夏祿敏，也是蔡家的街坊。

夏祿敏是遵義三中（今遵義師專）的學生，他們這個班出了兩個外交人才，一個是共產黨的韓念龍，當過新中國的駐瑞典大使，另一個就是夏祿敏，二十多歲就出任中華民國駐蘇大使館的武官。抗戰期間，夏武官先是在貴州防空指揮部工作，與蔡智誠的父親是同事，現在又調到“陸總”辦公室，負責受降儀式的總務管理和業務指導。

幸虧指導官是熟人，蔡智誠被教訓幾句之後就沒事了。否則，就憑他剛才的那番信口開河，能不能參加第二天的受降典禮都很難說。

1945年9月9日早晨六點鐘，全體內衛人員進入簽字大廳進行各項準備工作。舉行受降簽字典禮的場地，當時的正式名稱是“陸軍總司令部禮堂”，原本是國民黨“中央軍校大禮堂”，現在是解放軍南京軍區大禮堂。

禮堂大廳的一面牆上佈置著國民黨黨旗、國旗和孫中山像，畫像下端還鑲嵌著一個英文字母“V”和兩個中國字“和平”；另一側的牆上掛著中英美蘇四國領導人的畫像以及這四個國家的國旗；天花板上掛著彩條，懸掛著聯合國51個國家的國旗，代表全世界人民大團結。

大廳北面是受降席，擺著一排寬大的長桌和五張帶扶手的椅子，桌面上擺著一個文具盒和中央廣播電臺的麥克風；南面是投降席，擺著一排比較窄的長桌和七張沒有扶手的椅子，桌面上也有一個文具盒；西面是貴賓觀禮席，東面是記者觀禮席，只設了幾排座位，沒有桌子。

另外，東西兩側的樓上還有觀禮臺，那上面由新6軍的警衛負責管理，蔡智誠沒有上去過。

蔡智誠的崗位在記者席的一側。當時，東、西兩面觀禮席的前面都用藍布圍起了屏障，他的任務就是提防著有什麼人衝過帳幔，跑到簽字場地中間去。

擔任內衛的傘兵都佩帶著手槍，但蔡智誠腰間掛著的其實是空槍，至於那些軍官的槍裡是否有子彈，他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