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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一個現象在這起案件中更值得注意：那就是當地有關單位，一直對新聞媒體封鎖訊息。是的！清水衙門出了一個“富和尚”！鞍山的法律部門出了一個震驚中外的大貪官！這畢竟不是什麼光彩的事。我們理解鞍山的紀檢司法人員，都有強烈的榮辱感，家醜不願意外揚。鑑於案情重大，牽扯麵太寬，怕案情傳到社會上去，會影響正常辦案；每位專案人員都有很強責任感，有嚴明的紀律，怕新聞媒體惹是生非，幫倒忙，一直守口如瓶。反正整個案件在爆發那一天起，一直是在嚴格保密、嚴格紀律的狀態裡進行的。直至今天被告人的律師，還不願意提供判決書。其高度保密的程度就可見一斑。

還好，我們的新聞媒體，充分發揮了輿論監督作用，千方百計把案件的程序，儘快地報道出去。在全國各大報紙發表了近萬條訊息，在各大網站也貼出了幾千條新聞。無疑，這些對案件的進展，都起到不可替代的促進作用。

為此，我們再設想一下，假如我們的新聞單位沒有聲音，網上沒有訊息，那麼，這個案件能不能這麼快結案呢？

林福久本該是人民的衛士，正義的化身，卻異化為明火執仗的強盜，其種種方便條件和寬鬆的環境，是誰提供的？我們不能因為林福久被繩之以法，就淡化和模糊了有關人員的責任。

在我們偵破的所有貪汙腐化的大案要案中，都有一個鐵的規律，那就是拔出蘿蔔帶出泥。林福久案卻很神奇地成為孤立的惟一。難道這正常麼？這可能麼？總之，應當有人為林福久案“買單”，或引咎辭職，或責令辭職，或繩之以法。我想總不該叫林福久寂寞地唱獨角戲吧！

副部長走向被告席

海劍

李紀周案發時近58歲，是副總監級警銜的高階警官，同一級別的警官全國僅10人左右，相當於軍隊的中將級軍銜。他被定罪，成為自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中國被定罪的最高階別執法人員及紀律部隊官員。李紀周案件，被譽為中國公安反腐第一大案。

中紀委和監察部在通報李紀周案件時，還透露了李紀周為賴昌星乾的其他事，諸如：幫助遠華公司辦理香港、內地兩用汽車牌證，指示福建公安部門要為遠華走私的汽車上牌照等等。據稱，李紀周在回答有關方面詢問賴昌星所給的錢是否屬於賄賂的時候，顯得很無奈，幾次說的都一樣：“按照中國法律，算吧。”

李紀周當公安部治安局局長的時候，月工資七八百塊錢，是當時中國警察中局長的最高標準。任公安部部長助理後，月薪一千元左右。當了公安部副部長，薪水又漲了三四百元人民幣。

就這樣的收入標準，李紀周卻擁有至少數百萬的財富。他的妻子的工資比他還低，李紀周的財富從何而來？

方工為首的專案組揭開了這個謎底：李紀周把他的“烏紗帽”——他的警銜當做掙錢的工具，把執法權力作為“尋租”的籌碼。

李紀周案的公正審理，揭開了中國打擊司法腐敗史上的重要一頁。方工和他的戰友們以出色的公訴向世人警示：執法權力不容尋租！

2000年8月初的北京，熱浪還在肆虐，酷暑還在抖著餘威。

8月9日，舉國關注的成克傑案，由北京市高階人民法院二審裁定維持原判（即判處成克傑死刑），看到裁定書，作為成克傑案第一公訴人的方工終於可以稍稍鬆口氣了。當然，他鬆口氣的感覺和表現純粹是樸素的“相對論”。他不抽菸，不可能“一壺釅茶一包煙、吞雲吐霧賽神仙、優哉遊哉一天又一天”。他也不大會一張報紙一杯水安安穩穩坐夠半小時。不是因為他缺乏坐功，事兒太多，僅僅日常的聽取案件彙報、閱批案件就夠他忙活的，何況眾所周知的他工作主動、細緻，為人隨和、熱情。

8月10日，方工並沒有休息。像往常一樣，桌上排著四五摞案卷，堆得高高低低、略顯凌亂。他翻看著、記錄著、批寫著。雖然他常教育屬下案件不分大小、一律認真對待，不過，他現在的確是沒有前些時辦成克傑案時那麼大壓力，那麼沉重的受擠壓的感覺。釋去重負的心情，甚至使他感受到了早秋的絲絲涼意。

電話響了：“方工，我是老葉。下午一同到高檢開會。1點鐘走。”第一分院黨組書記、檢察長葉上詩說話歷來簡明扼要。

這個很平常的電話卻讓方工隱隱有了一種大案又到的預感：分院副職一般不會參加最高人民檢察院的會議；自己一直主管辦案、直接辦案，去高檢開會當然與辦案有關；以往所辦的大案，都是在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