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　教風嚴謹　盧慶駿名師出高徒（2）

嚴師出高徒。討論班辦到1957年，過五關斬六將，堅持到最後的只有4位：戴遺山、汪浩、張金槐、吳洪鰲。盧慶駿一手培養出來的青年教師，在以後的教學工作中都做出了重要貢獻，而且在科學研究上也成績斐然。

2000年的夏天，筆者在哈爾濱工程大學採訪博士生導師戴遺山教授時，他回憶起討論班時仍記憶猶新：“我是上海人，從交大畢業後又到北大讀了一年研究生。哈軍工到北大調講師，北大不給，於是，把我給了哈軍工。1953年10月，我來哈軍工不久，就參加討論班培訓，那年我才21歲，心高氣傲，可一遇到盧老師，就服了。讀他指定的書，真是艱苦，輪著上臺講論文，盧老師不點頭，就得等下一次。讀好一本書，就上了一個臺階，再讓我們讀下一本，逼著你往上走，我在盧老師的帶領下踏踏實實讀了幾年書，長了學問，最重要的是學會一個人怎樣做學問。那時候，我們都有點怕他，他是一個嚴師。有一次，他去外地開會，行前指定我們讀一篇重要論文，這是一篇很長而且難讀的論文。幾天後，他返回學院，見面就問大家讀得怎樣？我們說，工作太忙還沒讀完，他批評說，我是在火車上讀完的，你們不抓緊時間。大家聽了都很慚愧，我從盧老師那兒學到的東西夠我一輩子受用的……”

學院要求青年教師必須首先過好教學關，堅決執行備課、寫講稿、試講的制度。

在空蕩蕩的教室裡，汪浩按計劃預先試講；盧慶駿一言不發，正襟危坐，在下面聽講。汪浩講完一堂課，盧慶駿提出一串問題，大到講課的思路，解題的方法步驟；小到黑板書法的佈局，他對助教們的要求十分嚴格，一筆一畫都不得潦草。

汪浩問：“盧先生，上課帶大綱行不行？”盧慶駿淡然一笑：“當然行嘍，你們可以帶備課大綱進課堂，但是，我是不帶的。”

幾次試講，汪浩都過了關，心中不免得意。那天剛試講完，盧慶駿用手指指黑板問：“那是個什麼字？”

汪浩偏著頭看了半天才弄明白，盧先生指的是個“的”字，忙回答：“是‘的’啊！”

“你寫的是‘的’字嗎？”盧慶駿依然是平平淡淡的口氣，“‘的’字的右邊是個‘勺’字，你怎麼寫的？那應算錯字！〃。

汪浩傻了；他的確沒有寫出“勺”字的直角來；就這麼草草一勾；就被盧先生捉住了，下一回汪浩的板書可不敢馬虎了。

1954年，汪浩參加《機率論》的編寫，其中有一個公式，怎麼也推導不出來，他只好去問盧慶駿。盧慶駿似乎早知道難在何處，他聽完汪浩的問題，隨手拉開辦公桌抽屜，抽出一張備課稿紙，上面是工整的計算過程。

“我已經推匯出來了，可以解的。”盧慶駿低著頭說。

汪浩伸手去接那張稿紙，盧慶駿並沒有抬頭，他又把稿紙放回抽屜裡。汪浩縮回手，有點尷尬，忙轉身回到自己的辦公桌，坐下來默默地重新演算，下決心找出解法。功夫不負有心人，汪浩終於獨自推匯出了那個公式。而這個公式及其證法，從此就深深地印在他的腦海中。

盧慶駿抓青年教師的基本功，大力培養助教們嚴謹、嚴密、嚴格的“三嚴”作風。每個學期一開始，他已把全學期的教學規劃做好。他的工作有三個重點：一是把蘇聯專家好的教學經驗學到手；二是教員的教學準備；三是試講會和論文報告會。

有一次，汪浩看一篇外國論文，有幾句話反覆讀過，還是不得要領，心中不免著急。盧慶駿正好走過來，汪浩站起來小心地問道：“盧先生，我遇到這樣一個問題不明白，可不可以問？”

盧慶駿望著汪浩，微笑地說：“過去我們是不問的，現在當然可以問，不過，最好是不問。”

汪浩一時語塞，坐下來，再認真思考，最終還是靠自己把問題弄懂了，那個高興的滋味和問來的結果大不一樣。

盧慶駿也有和弟子們閒談的時候，他呷一口茶，回憶著當年在浙大時，恩師陳建功教授的治學態度。他對汪浩、戴遺山等人說：“那個時候，我們知道陳先生不喜歡我們動輒提問。我們送作業或者筆記給他看，全是雙手舉著，恭恭敬敬的，有時向他請教，那確實是山窮水盡，到了自己智力的極限。不過，真正窮盡智力而不能解的難題是極少的。”

1957年的除夕之夜，數學教授會聚餐。盧慶駿對汪浩幾個年輕教師說好，第二天大年初一，大家一起去給孫本旺教授拜年，上午9點到。

大年初一，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