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並且是個極大的恥辱。”

或許奧列霍夫正在氣頭上，說專科主任“不會射擊同時也不懂得武器的各部構造”，“絲毫不瞭解軍人教養與軍紀”，這就說得太絕對化了。

這封信交到劉居英的手裡，劉居英閱罷，苦笑了一下，批示道：“各部、系首長（並給專科主任看）：首席顧問奧列霍夫同志提的意見，非常尖銳而正確，是我們工作中極應注意的。此件定期收回。”

劉居英對奧列霍夫的意見做了耐人尋味的評價，恐怕是想從積極的方面去理解這位老爺子，他把中國的哈軍工當成自己的命根子，那種恨鐵不成鋼的負責精神實在令人感動。即使老爺子的話說得有點過頭，對科主任們也會有促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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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以我為主　學蘇聯真誠友好（3）

奧列霍夫與陳賡和劉居英的合作極為融洽；葉果洛夫與徐立行、張子明、張述祖、曹鶴蓀的合作也十分愉快，葉果洛夫喜歡與張子明開玩笑，兩人常常鬥嘴鬥得不分勝負時，才哈哈大笑，鳴金收兵。

1954年秋，蘇聯顧問團裡出現了一位人高馬大的上校軍官，叫諾維克，頭銜是政治副首席顧問。院領導與他打交道時就有一種不同的感覺，他不像奧列霍夫那樣耿直坦誠，他的眼神讓人難以琢磨。諾維克上校的真實身份是蘇聯國家安全域性（克格勃）的情報官員，來哈軍工的任務一是掌握中國這個最機密的軍事工程學府的情況，二是監視每個蘇聯顧問的表現，所以，許多蘇聯顧問對諾維克也敬而遠之。

與諾維克對口的劉有光和張衍心中有數，對留著小分頭的上校同志以禮相待，不卑不亢。

諾維克對哈軍工的政治工作不十分熱心，他曾對張衍說，中國軍隊過去那套政治工作可能過時了，現在是原子時代，在原子戰爭的條件下，政治工作方法要改變，他流露出想登臺演講的意思。

張衍請示陳賡，既然政治顧問有一套新理論，可否請他講一講原子戰爭條件下的政治工作？

陳賡望著張衍，雙眉凝聚，口氣深沉地說：“只請他給政治部的人講講吧，不給全院講。”停頓了一下，陳賡又說：“從井岡山時代起，毛主席就給我們制定並發展了一整套實踐證明行之有效的政治工作方法，我們的政治工作比蘇聯的先進得多，高明得不知多少倍，絕對不能丟掉自己的好東西，把別人落後的東西搬來。不管什麼原子戰還是電子戰，我軍政治工作的光榮傳統都要發揚光大。”

此後，政治部一直沒有請諾維克上校介紹蘇軍政治工作經驗，他本人似乎品出點味道，也找個臺階下，以後不再提他的經驗了。

建院初期，在設政治委員的問題上，陳賡與蘇聯顧問團有過分歧意見。院裡設政委，蘇聯顧問不反對；但系裡設不設政委？陳賡主張設，顧問團不同意設，因為“一長制”是蘇聯多年實行的體制，他們要把這種蘇聯體制搬到中國來。有一次，陳賡和奧列霍夫一起到北京開會，為了是否設系政委，兩人爭論了一路。

陳賡在中南海里曾向毛澤東請示過哈軍工體制上的事。毛澤東嘴角掠過一絲淺笑，輕鬆地說：“現在可以暫時照他們的做，以後他們覺得行不通了，就會改的。”

對於毛澤東這個原則性和靈活性相結合的指示，陳賡瞭然於胸。他來個“上不讓下讓”，同意蘇聯顧問只設系政治副主任的意見。但是他明確告訴新上任的各系政治副主任們：“你們名義上是政治副主任，這是為了照顧和顧問團的關係，實際上你們要擔起系政治委員的職責。”

不到一年，哈軍工各系的政治副主任都改為系政委，連專科也設立了政委。經過陳賡耐心細緻的工作，蘇聯顧問團勉強同意，沒再提出異議。

最讓哈軍工教職員工頭痛的是那個“六節一貫”制。學員們從早8點到下午2點要連續上6節課，本來上完4節課肚子就咕咕叫了，後兩節課心猿意馬，聽課效果自然變差，幹部和教員們也得按這種作息時間辦公。對中國人來說，打破中午吃飯的習慣，實在是太彆扭了。

從一開始，陳賡就不同意，他說：“我們都是12點吃午飯嘛，弄到下午還不餓肚皮？”

徐立行無奈地說：“顧問團堅持這麼排課，說這是蘇聯的先進經驗。”

“先進經驗？”陳賡一笑：“既然黨委多數同志同意，遵照民主集中制，按多數人的意見執行。但是我個人保留意見，今年我50歲了，下午兩點吃飯受不了，橫豎我要12點去吃中飯。”

按蘇聯專家制定的《軍事工程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