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秉衡從重慶來到北京，一進籌委會，就看見徐立行的夫人王雅琴在打字員的崗位上忙得不可開交，徐立行把他拉到一邊說：“你來得正好，吳兆光的愛人要生孩子了，由你接替籌委會秘書工作，主要負責籌委會的會議記錄，檔案起草和教授的接待工作，後勤、生活的事仍由許鳴真負責。”

那天，王秉衡接到電話，說來教授了，一共九個人。王秉衡帶車帶人，匆匆趕到北京火車站，左顧右盼也不見九個教授的影子，正在納悶，看見兩個知識分子模樣的中年夫婦面對一群孩子，大聲說：“排隊，報數！”孩子們由大到小排成一排，喊道：“一、二、三、四、五、六、七！”　王秉衡上前一問，那個中年男子正是來軍工報到的林循經副教授，王秉衡笑彎了腰，連說：“對了，對了，林教授兩口，再加上這七個孩子，正好九個人嘛！”

10月中旬的一天，民航局來電話，說根據軍委的指示，要調給軍工十名工程師，他們都是經驗豐富的航空工程技術人員。

當時民航局隸屬軍隊建制，所以軍委調令一到，民航局領導二話沒說，全力支援，挑選技術最好的人員調給軍工，他們打電話給陳賡說：“陳院長，這批同志大都是兩航起義人員，是我們民航局的技術骨幹呢，特別是董紹庸，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同志，剛從蘇聯訪問回來，就調給你們了。”

陳賡再三感謝，他說：“民航局忍痛割愛，讓我們非常感動，現在正是用人之際，希望他們能儘快來我這裡報到。”

籌委會里的年輕工作人員問陳賡，兩航起義是怎麼一回事，陳賡只簡單地說了一句：“有了兩航起義，我們新中國才真正擁有自己的民用航空事業呢。”

既然說起兩航起義，不妨簡短交代幾句。

1949年5月下旬，“國民政府”屬下的中國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在香港的總部，接到蔣介石的遷臺命令，兩航總經理劉敬宜和陳卓林面對巨大的航空資產和數千滯留香港的員工，心力交瘁，危局難撐。領導香港地下黨的喬冠華將這一情況報告中央，周恩來當即向毛澤東彙報，並親自組織兩航起義的策劃工作。也為兩航去向操心的陳毅匆匆進京找周恩來，他推薦了一位能代表中央赴港實施起義策劃的人選，此人叫呂濤，當年是李克農安插在國民黨空軍中的秘密中###員，一位技術高超的飛行員，他與中航總經理劉敬宜有師生之誼。1949年8月，周恩來在中南海召見呂濤，並給他改名叫呂明，面授“錦囊”，把反覆研究過的起義方案向呂明交代清楚。

呂明秘密赴港，面見老師，以其大智大勇，排除各種險情，打消了劉敬宜的顧慮，順利完成兩航起義的準備工作。

1949年11月9日，劉敬宜和陳卓林率兩航骨幹，乘兩架“空中行宮”號大型客機，安全降落在北京西郊機場，同時10架C〖CD*2〗46運輸機也平安降落在天津機場。三天後，毛澤東簽發熱情洋溢的賀電，周恩來宣佈，兩航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資產，劉、陳分別任中國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的總經理。

這就是震驚港臺乃至西方世界的“兩航起義”。在起義的工程技術人員中，有8個人為建立哈軍工立下汗馬功勞，他們是：董紹庸、凌之鞏、蔣志揚、嚴汝群、華光時、鄒志楷、李緯文、餘新福。民航局同時還調給哈軍工張壽寶、吳子蘇、楊秋澄等數位技術幹部。

哈軍工的“兩航起義”人員都有坎坷曲折的人生經歷。

董紹庸是他們中的年長者，他中等身材，儀表堂堂，是個美男子。1916年4月，董紹庸出生於杭州市，少年喪父，在貧困中苦讀，1936年終以優異成績考取中央大學電機工程系，畢業後留校任教。1945年冬以公費生資格赴英國曼徹斯特學院航空系學習，後又經導師介紹轉到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航空系繼續學習，1948年獲碩士學位。為了多參加一些航空工業的生產實踐，他先後進入美國康維爾飛機公司和波萊德惠特尼發動機公司實習，回國前又去美國聯合航空公司發動機翻修廠實習。董紹庸後來成為哈軍工空軍工程系最著名的發動機專家，得益於他豐富的實踐經驗。

1949年1月，董紹庸回到廣州，向中央航空公司報到，11月，他在香港堅定地參加了兩航起義，於1950年春天回到新中國，先在天津民航局任職，後又調到北京，在國家民航局任工程科科長，翌年冬，他作為技術專家隨團訪問蘇聯，執行訂購飛機的重要任務，半年後回國，不久，接到去哈軍工的調令。

鄒志楷，四川樂山人，生於1919年。1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