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說，對方堅持讓他將車開到前邊去。

我挺奇怪，問為什麼。

他說，對方認為，自己的車始終開在前邊，對我們太不公平。對方說，自己的車始終開在前邊，自己根本沒法兒開得心安理得。

而我，默默地，想到了那法國父親的兩個小女兒。她們必從父親身上受到了一種教育，那就是——某些明顯有利於自己的事，並不一定真的是天經地義之事。

隔日我們的車在路上撞著了一隻農家犬。是的，只不過是“碰”了那犬一下。只不過它叫著跑開時，一條後腿稍微有那麼一點兒瘸，稍微而已。法國青年卻將車停下了，去找養那隻犬的人家。十幾分鍾後回來，說沒找到。半小時後，我們決定在一個小鎮的快餐店吃午飯，那法國青年說他還是得開車回去找一下，說要不然的話，他心裡很彆扭。是的，他當時就是用漢語說了“心裡很彆扭”五個字。而我，出於一種瞭解的念頭，決定陪他去找。終於找到了養那條犬的一戶農家，而那條犬已經若無其事了。於是鄭重道歉，於是主動留下名片，車號，駕照號碼……

回來時，他心裡不“彆扭”了。接下來的一路，又有說有笑了。

我想，文明一定不是要刻意做給別人看的一件事情。它應該首先成為使自己愉快並且自然而然的一件事情。正如那位帶著全家人旅行的父親，他不那麼做，就沒法兒“心安理得”。正如我們的翻譯，不那麼做就“心裡很彆扭”。

中國也大，人口也多，百分之###十的人口，其實還沒達到物質方面的小康生活水平。腐敗、官僚主義、失業率、日愈嚴重的貧富不均，所有負面的社會現象，決定了我們中國人的文明，只能從底線上培養起來。上一個世紀初，全世界才十六億多人口。而現在，中國人口略少於一百年前的世界人口總和而已。

所以，我們不能對於我們的同胞在文明方面有太脫離實際的要求。無論我們的動機多麼良好，我們的期待都應擱置在文明底線上。而即使在文明的底線上，我們中國人一定要改變一下自己的方面也是很多的。比如袖手圍觀溺水者的掙扎，其樂無窮，這是我們的某些同胞一向並不心裡“彆扭”的事，我們要想法子使他們以後覺得僅僅圍觀而毫無營救之念是“心裡很彆扭”的事。比如隨地吐痰，當街對罵，從前並不想到旁邊有孩子，以後人人應該想到一下的。比如中國之社會財富的分配不公，難道是天經地義的嗎？我們聽到了太多太多堂而皇之天經地義的理論。當並不真的是天經地義的事被說成彷彿真的是天經地義的事時，上公共汽車時也就少有謙讓現象，隨地吐痰也就往往是一件大痛其快的事了。

中國不能迴避一個關於所謂文明的深層問題，那就是——文明概念在高準則的方面的林林總總的“心安理得”，怎樣抵消了人們寄託於文明底線方面的良好願望？

我們幾乎天天離不開肥皂，但肥皂反而是我們說得最少的一個詞；“文明”這個詞我們已說得太多，乃因為它還沒成為我們生活內容裡自然而然的事情。

這需要中國有許多父親，像那位法國父親一樣自然而然地體現某些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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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文化需要補課嗎？

80年代以後，“差距”二字，幾成國人口語。改革開放伊始，門戶漸敞，歐風徐入，吾往彼至，兩相比照，於是我們“猛了”地發現了自己和西方發達國家之間的區別。那區別意味著顯而易見的落後。那落後令我們汗顏。於是在驚呼“差距”的同時，油然而生自覺“補課”的迫切願望。

要補一些什麼課呢？

首先要補經濟發展模式一課；還要補上企業管理方法一課；科研水平也不能再居人下游了；教育的理念更應迎頭趕上；至於國民文明素質，那還用說嗎？哪一個國家的人不希望別國人誇自己是文明的人呢？……

一言以蔽之，中國人迫切想要補上的，差不多是完完整整的資本主義一課。對於中國人，資本主義終於不再是洪水猛獸，只不過是“一課”而已了。一批又一批形形色色出國考察的人士，所懷著的，彷彿皆是一種朝聖拜賢的心理。而歸國後所作的一場場不同屋頂下的報告，口徑卻都是空前一致的——不但存在，而且比我們自己想象得更大，也更多。“課”不但必須補，而且時不我待；膽子要大一些，步子要快一些，思想要更解放一些……

時至今日，我們確實補上了不少方面的“課”。那些“課”補得很及時，亦殊破禁忌。對於中國之崛起，助推作用不言而喻。

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