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百”口號，那關於科學、*與自由的五四式的潛號召，恢復了他們的勇氣和信心。在經過一番“動員”之後，他們果然大膽地“鳴放”起來了。

最激進的是大學生。以“大學風暴”聞名於世的活動，於5月19日在北京大學開始，也稱“五一九*運動”。一份學生刊物《廣場》的發刊詞寫道：

北京大學是五四的故鄉，北大兒女是五四的後裔，我們的血管裡流著五四的血液，在社會主義的五四時代，我們要學會五四先輩們的大膽提問、大膽創造的精神，去爭取真正的社會主義的*與文化！

我們的刊物—“廣場”便為此而誕生，“廣場”的含義在於：北大*廣場是五四舉火的地方！五四的先輩們曾在*廣場上*點火與誓師高歌！……

先輩們的廣場已經荒蕪了，我們艱難地把它打掃乾淨，我們願愛講話愛唱歌的人們一起來打掃它，整理它，使它開出一萬朵美麗的花！……

學生將批評性意見寫成大字報，貼在學校的建築物和教室的牆上；大字報的集中地稱為*牆，正是在這裡出現了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的第一份譯稿。運動發展成為群眾大會、*示威和露天*，這些活動都集中在校園內重新命名的*廣場上。自發組織的團體開始湧現出來，散發傳單和油印小報，討論會，辯論會，沒有平靜的地方。從校內到校外，從中國到蘇聯，從減少學校黨委會的職權到反對官僚主義，從反對個人迷信到歷次政治運動的再評價，從人事檔案制度到*選舉，甚至到所謂“新階級”制度，他們縱意談論，無所顧忌，公開褻瀆神聖之物。從擁護黨的立場出發批評黨，從社會主義本身尋找標準批評社會主義，這種被稱為“體制內的批評”，自建國以來還是第一次。6月初，學生運動進入高潮。這時，野火從大學向中學蔓延，而且愈來愈猛烈。據報道，有學生佔領大學辦公室，圍攻政府和黨的所在地，並且扣留學校和黨的領導幹部作為人質。還有學生重溫“到民間去”的舊夢，嘗試發動工人和農民，但是沒有實現。

思想：地面狀態與地下狀態（4）

參加鳴放的知識分子，基本上屬於黨外人士。他們沒有青年學生的過激行為，只是在座談會上發言，在報上寫寫文章；但是言辭是激烈的，批評也顯得更系統，更廣泛，更集中。其中，知識分子和*問題尤其突出。在這裡，*總是同黨連在一起。章伯鈞著名的“政治設計院”，還有關於黨與非黨、黨與政府、黨與群眾等諸多的批評意見，被看作對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的地位的挑戰，不是沒有根由的。儲安平分明把共產黨同國民黨混同起來，所以才會在一個近於亮相的重要場合，重複使用羅隆基當年自造的語詞：“*”。

“鳴放”的一群實在走得太遠了。毛澤東開始叫停。6月8日，一直帶頭鼓吹鳴放的《人民日報》社論突然變調：《這是為什麼？》；同一天，*中央發出由毛澤東親自起草的《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指示》。“反擊”一詞，用語未免過於誇大；右派“進攻”惟用言論做炮彈，用毛澤東的話說，“事情好辦”。當整風運動一旦被宣告轉為反右鬥爭之後，那些高舉“義旗”的鳴放人物，便紛紛扯起白旗，換了跟儲安平同樣的模式檢討自己：“我真誠地承認我的錯誤，向人民請罪，向人民投降。”

1957年被劃為“右派分子”的，按照官方統計的數字，共五十五萬餘人，佔知識分子總人數的十分之一。對於知識分子的政策，由來是“團結，利用，改造”，“改造”是最後的。接著，這些戴了帽子—“戴帽”或者“摘帽”，在世界通用的政治大辭典中是查不到的—的人，便分別留在原單位監督勞動或被遣返鄉下，押送到勞改營，或者投荒萬里作“流囚”。他們的經歷，完全可以用一個右派分子*的名字來概括：“九死一生”。

這次反右運動，大體上被認為是毛澤東晚年所犯“錯誤”的起點，就像*說的，“1957年以前，毛澤東同志的領導是正確的，1957年反右派的鬥爭以後，錯誤就越來越多了”＇7＇。同樣的邏輯，也就被認為是“左”的指導思想“偏離”“八大路線”的轉折點，如薄一波所說＇8＇。在這裡，我們不妨轉換一個思想文化的角度。五四傳統作為中國現代文化的源頭，科學理性、自由*、人道主義的源頭，就外部而言，早為群眾性政治運動所中斷，為戰爭所中斷，為國民黨*所中斷。1949年以後，在和平建國的新階段，這個傳統沒有得到合理的承續；在某種階級和階級鬥爭理論的指導下，政治運動和意識形態鬥爭從不間斷，使它蒙受損害。反右鬥爭以言治罪，株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