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批判乃至整肅“胡風反革命集團”。在胡風“集團”案中，私人通訊被當成罪證，而且加了“欽批”由黨報率先發表，逮捕也是“欽準”的，無須任何法律程式。剛剛透過的憲法成了一張廢紙。

此間，知識分子心理發生了極其複雜微妙的變化。作家蕭乾有一段話描述說：“包括我在內的眾多由白區投奔來的知識分子，都是以浪子回頭的心情力圖補上革命這一課。搞文藝的，熱切地捧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向喝過延河水的老同志打聽1942年整風的盛況，批《武訓傳》時，我們這些留過洋的，趕緊聚在一起檢查自己的改良主義思想，‘三反’‘五反’本來同知識分子不大沾邊兒，大家也主動認真地深挖起靈魂裡的資產階級根子。那時的報刊經常可以看到學術界文藝界非黨人士的長篇自我檢討，批判自己的超階級思想，尋找在感情上同工農兵的差距，反省過去對西方文藝的盲目崇拜，同時歌頌斯大林，歌頌蘇聯，歌頌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檢討”，或稱“思想彙報”，作為一種群體性行為，一種流行文體，在中國知識分子歷史上第一次出現，在世界知識分子歷史上，也不失為一種奇觀。他們緊張、憂慮、恐懼，像沈從文就因為無法接受這種精神壓力—郭沫若稱他“一直是有意識的作為反動派而活動著”—而一度精神失常。有人因此改變多年形成的生活習慣，如蕭乾所自述的，即在胡風等人因信函獲罪入獄後，寫信和講話都懂得了剋制。他說，“只要能口頭或電話上說的，我就不寫。即使寫，也只限於事務性的乾巴巴的幾句話。這種心態我一直嚴守到1979年。”有人因此改變自己的職業和工作，如作家駱賓基，在胡風事件後，從此轉向古金文甲骨文研究。一些在國民黨退離大陸時堅持留下來的知識分子，如徐訏、張愛玲等，則先後奔赴香港。在這樣一種精神氛圍裡，自卑是最普遍的心理。一批著名學者以同樣的話語形式否定自己，哲學家馮友蘭1949年10月寫信給毛澤東，說自己是“犯錯誤的人”，同時表示“願為社會主義做點工作”；稍後出訪印度，說：“中國革命成功，我認識到我過去的著作都是沒有價值的。”賀麟1951年在《光明日報》發表《參加土改改變了我的思想》，表示贊同唯物論。社會學家費孝通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說：“恨不得把過去的歷史用粉刷在黑板上擦得乾乾淨淨，然後重新一筆一筆寫過一遍。”政治學家錢端升以《為改造自己更好地服務祖國而學習》為題發表文章，在完全否定自己的同時，否定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和實踐，說：“北京大學的自由散漫，蔡元培先生是要負一部分責任，而將他在北京大學的主要教育思想—所謂‘思想自由’和‘學術自由’—長期地保留在北京大學之中的老一輩的教師們，包括我自己在內，則應負更大的責任。”五四時代的那份尊嚴，那份自信，那份浪漫主義激情，至今已是迢遙的記憶，不復見諸於知識分子及其文字之中。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思想：地面狀態與地下狀態（3）

經濟的繁榮，國力的上升，掩蓋了嚴重的知識分子問題。

本來，在一個小農國家裡，文化和文化人是得不到重視的，知識分子命運與社會無關，即使出現胡風案，也不曾引起足夠的關注。對於公然違憲的行為，人們不加譴責和制止；大約在他們看來，只要是階級敵人，動用怎樣的懲罰手段是無關緊要的，何況是極少數。直至“右派翻天”，他們才赫然發現：共和國竟然有這麼多有文化的敵人！

如何管理中國？如何創造現代經濟？這是一個問題。隨著工業化的進行，規範化科學化的要求愈來愈明顯，行政機構也變得愈加龐大、臃腫，指揮不便。這些對於一個植根於深厚的民族文化傳統，且習慣於遊擊式行動的人來說，構成相當的心理壓力是無疑的。毛澤東決心走自己的路。1956年，國際大氣候不佳，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作了一個反斯大林的秘密報告，匈牙利事件發生。毛澤東不愧為辯證法大師，善於變化，隨時化不利因素為有利因素；此時，則決定利用*黨派和知識分子力量，解決黨內矛盾。經過一陣短暫的雲雨低迷，風雷過處，果然出現了中國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

1957年4月，*中央發出《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五月，又發出毛澤東起草的《關於請黨外人士幫助整風的指示》。此前，周恩來總理作過《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部長陸定一根據毛澤東提出的“雙百”口號作了題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報告，毛澤東本人也作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報告。這些報告，不斷給知識分子以鼓舞，尤其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