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川在五七幹校時致信妻子說：“早已下定決心，照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教導辦事，永遠在學習毛澤東思想，和工農兵結合中改造世界觀，永遠生活戰鬥在第一線。”在宣佈恢復黨的組織生活時，又致信妻子說：“我的‘鬥私批修’並不好，尚有一個問題需要補鬥。……同志們都在祝賀我，但我認識到這只是革命的新起點，沒有什麼可滿足的，只是鬥爭和改造的任務更加加重而已。”五七幹校本來是一個帶有集體懲罰性質的勞動場所，臧克家陶然寫了大量讚美詩。他在詩集《憶向陽》的序言中寫道：“響應毛主席的號召，我於1969年11月30日到了湖北咸寧幹校。這個日子，我永生不能忘。它是我生命史上的一座分界碑。”1975年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隨即寫詩助陣；一年過後形勢大變，復歌頌“英明領袖”及“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不論風向如何，跟風是詩人的本分。一些榮幸進入御用寫作班子的如“梁效”“石一歌”輩，把靈魂賣給權勢者，至今諱莫如深。其中，如週一良著書回憶，題為“畢竟是書生”，分明為自己開脫；餘秋雨大論“嫉妒”而罵“小人”，則要努力保持“文明的、高貴的社會形象”，使“社會增加一點高貴因素”雲。

“士風”如此，怎麼可能指望從中產生獨立的思想者呢？倒是極個別的“士林”之外的人物，如張志新、遇羅克、李九蓮，以他們誠實的聲音打破了禁錮的沉默。在一個只懂得說謊的國度裡，誠實就是思想。他們的文章，日記，言詞，誠然說不上“深刻”，但是價值連城，是那些專一闡釋別人的“思想”而自以為高貴的學者的論著所無法比擬的。然而，他們竟死於屠刀之下！在歷史的記憶中，有那麼一根喉管，一直到今天仍然在滴血！

思想：地面狀態與地下狀態（7）

雅斯貝斯—一個經歷過納粹和二戰的人—說：“必須有新聞出版自由，*自由和言論自由。人們允許進行說服和實行宣傳，並且在自由競爭中進行。即使在戰爭時期，也必須保證觀點的自由交流。”然而，在“*”期間，連觀點交流的可能性也沒有，思想只能進入地下狀態。也就是說，真正的思想者，只能是地下思想者。數十年間，包括“*”，在知識分子中間堪稱“思想者”的，實在只有張中曉和顧準兩人。這裡稱為“地下思想者”，還因為他們的文字，都是在身後由親屬或他人整理並輾轉託人出版的。他們不見天光。

張中曉傾其孱弱的軀體內的全部力量，抨擊封建思想傳統，抨擊帝王權術、流氓哲學，批判國民的奴隸根性。他常常把權力和奴役連在一起，提高到政治哲學的高度加以思考。他說：“權力的災難，一方面是明顯的殘暴行為，另一方面是一切透過強力或強烈的心理上的影響（灌輸教育，愚民政策，神經戰）對個人自由的干預。”“統治者的妙法：對於於己不利者，最好剝奪他一切力量，使他僅僅成為奴隸，即除了賣力之外，一無所能，欲達到此目的，首先必須剝奪人的人格（自尊心）。”“政治家之言論，為穩定人心鼓舞人心而作，因此，必然含有欺詐成分。”如果說，顧準思考的是國家、群體，社會的外部問題，政改問題，追求*政治，那麼，張中曉思考的，則偏重於個體，人的內面問題，精神問題，追求“道德的*”。他說：“哲學的任務是在於使人有力量（理性）改變外來壓迫和內在衝動。”“它使人們有力量鍛鍊自己的心靈和發展自己的精神，因之，真正的人，名副其實的人是作為精神實體來完成的。”這位沉實多思的年輕的思想者，對反對科學和*的矇昧主義和奴隸制度的批判，充滿戰鬥的激情：“人們今天大聲地反對矇昧主義和奴隸制度，但人類卻確實地在矇昧與奴役之中生活了幾千年……人們喜歡，或人民安於生存，這就是兩者的生命力和現實根據。矇昧迷信和奴隸制度，僅是對精神的自由來說，是不可容忍的和勢不兩立的。但對於沒有精神的自由人來說，卻是舒適的枕頭。”他是覺醒者。他不能昏睡，而必須戰鬥在黑暗之中。他這樣概括偉大的先覺者魯迅是很有意思的，他說：“無論從思想，文學的眼光來觀察魯迅，都不足以證明他的偉大。魯迅的偉大，是因為他是一個戰鬥者，是道德的存在，是激動人心的力量。”＇10＇張中曉所要的，正是這種戰鬥的道德。他是五四—魯迅傳統的忠實的繼承者。

正如張中曉作為最年輕的“胡風反革命骨幹分子”，過早地領受人生的苦難一樣，顧準兩次被打成右派，妻子自殺，兒女與他劃清界限，可謂歷盡滄桑。他們都是在個人一生的重大挫折中開始其思想苦旅的。因為，他們的思想，不是那種書齋裡冥想的產物，而是緊連著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