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損害的知識者的痛恨，斥為“流氓”“痞子”，把時代的暴行完全歸結於他們，而始終得不到原宥。四、五四是獨立知識分子的自由聯合體，帶有鮮明的民間性和個體性。*的造反派成分比較複雜，大約有部分在他們的造反行動中反映了社會底層的要求，從而給運動帶來惟一的亮點；但是，相當部分是保守的，甚至是反動的，並不代表民間立場。五、五四是天然的群眾運動，具有先在的開放性和公開性。“*”則是有預謀的、有目的、有步驟展開的群眾性運動，帶有神秘的性質，許多重大事件也都蒙上了一層拜占庭式的氣氛。六、五四的參與者，都是真理的追隨者，是真誠的理想主義信徒。“*”的烏托邦色彩是濃厚的，但是帶有欺矇性。利用人們對*變革的要求，例如在《十六條》寫上巴黎公社原則，一開始就以它的權威主義、出身論、有關“正統”“嫡系”的派性爭奪等，顯示了一種喜劇色彩。五四的衝突，是價值觀念的衝突，理想的衝突。而“*”，則更多地表現為實際利益的衝突，愈到後來愈是如此。七、五四實質上是一場思想運動，文化運動，由此必然是多元多向的；所謂鬥爭也都處於同一層面上，是書面的爭論和角逐。沒有王者，沒有公認的權威，也不需要*官。“*”號召“從靈魂深處爆發革命”，目的在於剝奪獨立的思想。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完全惟“最高指示”是從。它實質上是一場政治運動，其間充滿了政治歧視，各種凌侮、壓制和*。《十六條》滿紙是“革命”的權利，惟獨沒有生命權。美國著名法理學家德沃金指出：“如果政府不能認真對待權利，它也就不能認真對待法。”整個運動以暴力著稱，毫無法律可言。單就官方承認的數字，在1966至1976年十年間，就有三十五萬人被折磨致死。八、“*”的口號是：“破四舊，立四新”，其實只在形式和皮毛，並沒有觸及文化體制和觀念中的封建主義，所以才有把*作為“接班人”寫上憲法之舉。這種“政治繼承權”，顯然是王權主義的產物。而五四是徹底反封建的。九、與此相關，*把幾乎所有外國的東西都稱之為“帝修反”、“資產階級貨色”而加以排拒，與列寧讓無產階級“掌握資本主義遺留下來的一切文化”的思想大相徑庭。五四則是“全盤西化”，反排外主義的。十、五四旨在摧毀現存秩序，“*”則是在體制內進行的，卻恰恰捍衛了內部亟待改革的部分。五四不打革命的名目，卻有革命的靈魂。“*”從總體上不具革命性，沒有新的主題，新的思想，新的成果。十一、五四是倫理革命，是在反對封建道德的基礎上，重建人性的道德。在“*”，道德與良知成了革命的物件。人們變得狹隘、冷漠、嫉恨、殘酷、虛偽，告密和仇殺之風盛行。這種社會文化心理的形成，公平地說，是長期的“階級鬥爭”的產物。但是在“*”，道德的摧殘尤為嚴重；為此需要付出的代價，就不僅僅是屬於一代人的了。txt電子書分享平臺

思想：地面狀態與地下狀態（6）

早在1930年代，魯迅就說：“五四精神有退無進”，甚至說了“五四失精神”的話。倘說這精神一脈尚存，那麼及至此時，則已完全為*所扼殺。知識分子跌落到從來未曾有過的困厄的境地，人格也變得從來沒有過的卑賤。劇作家曹禺回憶說：“‘四人幫’統治的那段歲月，真是叫人恐怖，覺得自己都錯了。給我扣上‘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倒是小事，自己後悔不該寫戲，害了讀者，害了觀眾。”“他們逼著你招供，供了以後不但別人相信，甚至連你自己也相信，覺得自己是個大壞蛋，不能生存於這個世界，造成自卑感，覺得自己犯了大錯，不要寫戲了，情願去掃街。這種自暴自棄的思想就產生了，這種思想上的折磨比打死人還厲害。”歷史學家范文瀾受了中央*組長康生、陳伯達批評後，立即寫信給劉大年：“請你助黎澍同志加強批評。愈過頭愈好，不過頭，別人會來補的，那就麻煩了。”接著又寫一信給黎澍：“你毫不容情地加上自我批評的文字，愈過頭愈好，請你站在敵對者的方面，儘量抨擊，不大大抨擊，將來自有人出來抨擊，那就被動了。”那時候，不少人被逼自殺。歷史學家翦伯贊自殺前，口袋裝有遺書，上寫道：“我實在交不去（出）來/走了這條絕路/我走這條絕路杜師傅完全不知道。/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萬歲。”梁漱溟不甘寂寞，卻寫信給中央*並轉毛澤東，表示贊成*：“主席此番發動的無產階級*運動，使廣大群眾振起向上精神，鄙視資產階級，恥笑修正主義，實為吾人渡入無階級的共產社會之所必要。……當紅衛兵來臨，我以維護此一大運動之心情迎之……”詩人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