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權獨任，令行即止，她對整個帝國的控制全面而徹底，是無可置疑的唯一主宰。歷代掌權的女主雖多，但從來沒有一個達到了這樣的高度和深度。陳寅恪先生在分析武皇與韋后的成敗得失時便稱：“武后自高宗時挾天子威福，脅制四海，雖逐嗣帝，改國號，然賞罰己出，不假借群臣，僭於上而治於下，故能終天年，阽亂而不亡。韋氏乘夫，淫烝於朝，斜封四出，政放不一。既鴆殺帝，引睿宗輔政，權去手不自知，戚地已疏，人心相挻，玄宗藉其事以撼豪英，故取若掇遺，不旋踵而宗族夷丹，勢奪而事淺也”　＇3＇，指出二者之根本分歧正在於集權與否，對國家的控制不力是韋后敗亡的主因，可謂公允之論。

武周王朝，是武皇畢生為之奮鬥的心血所在，她不僅貪戀君王的權力和名分，更希望武周能夠繁榮強盛，萬世永昌。治國之道，首在用人。唐代取仕的三大途徑是科舉、門蔭（即士族子弟依靠祖先的餘蔭而得官）、和軍功。武皇最為看重的是科舉，特別是皇帝親自主持的制科考試。唐代的科考分為常科和制科。每年按例舉行的分科考試稱為常科，而由皇帝下詔臨時舉行的考試則稱制科。武皇對科舉取仕的推廣和貢獻現已成為常識，但翻查史書會覺得奇怪，因武周統治期間以常科步入仕途的人數並不多，甚至還不及高宗時代，她大力推廣的是制科取仕。世人常稱武皇首創殿試，其實就是皇帝親臨現場主持制科考試，跟宋代考生省試之後上殿參加由皇帝主持的最高階別篩選頗有差別。唐代史有明載的制詔舉人見於高宗顯慶年間＇4＇，顯慶四年高宗開科八門，著重於文章道德，並親策舉人九百人。這是一個劃時代的舉動，此後制舉就大致按照這個路子發展下去，也開了帝王親試舉人的先河。所以武皇首創殿試一說嚴格說來並不確切，只是載初元年的殿試考生上萬，持續數日之久，無論規模還是影響都遠遠超過顯慶那次吧。

制舉由皇帝親下制詔舉行，考官也由皇帝臨時任命，皇帝有時還會親臨考場，及第者成為天子門生。武皇自臨朝稱制開始便頻繁地舉行制舉，平均1。45年舉行一次，高於高宗時代；常科考試卻沒什麼發展，進士平均每年錄取20人，還少於高宗時代。如此厚此薄彼，自有因緣：唐代的常舉由禮部官員主持，錄取與否也是由主司根據考試成績來定奪。唐代科舉初興，錄取比例極低，也沒有謄錄、糊名等規定，本意是考生場外的表現也在考慮之中，卻也導致請託之風大興。沒有背景也沒有名聲的寒門士子把自己的作品結成文集，上呈給達官貴人或者主考官員，希望得到他們的賞識和提攜，稱之為“行卷”。為了避免文章被人束之高閣，也為了顯示自己在“史才、詩筆、議論”等多方面的才能，士子還別出心裁地寫點有趣的東西作引子加強可讀性，相當於投遞簡歷附加一封cover　letter，一種新的文體——“唐傳奇”誕生了，中國從此有了真正意義上的小說＇5＇。唐人的想象力和創造性令人吃驚，現代大學生求職實在該學著點　^_^

考前挖空心思取悅考官固然少不了，及第後拜訪答謝更是免不了，舉子視主司為座主，主司視舉子為門生，以後在仕途中幾乎休慼與共，關係密切。如此示惠於下的便宜事兒，武皇怎麼會願意讓別人獨佔？下令嚴肅科考紀律，一要糊名，遮住考生姓名；二要謄錄，派專人把考生試卷重抄一遍，免得主司認出筆跡故意放水。只是考場紀律嚴格了，一考定終身的缺陷卻又暴露出來。再出色的人才也有臨場發揮不好的時候，接連幾位名士落榜，下面一堆人便開始唧唧歪歪。所以這些規定實施不久便廢止（一說是武皇自己廢除），而武皇對常科缺乏興趣也可以想見了。與其讓臣下做好人，不如開制科自己作座主，考官臨時指派，科目自行擬定，及第者都是天子門生，免得臣下拉幫結派。這些手法被宋朝皇帝學了個十足十，科考規定嚴格，務求公平，不管常科制科，最後都由皇帝親臨把關，無所謂座主門生，堅決不給臣下任何樹私恩的機會。進步與否，見仁見智，但已不是本文所要討論的話題。

垂拱四年（公元688年）至天授二年（691年）正值武周革命前後，武皇連年舉行制科考試，以祿位廣收天下人心。長壽三年（694年）至萬歲通天二年（697年）又是一個高潮，武皇決定結束酷吏政治，提拔賢才經世治國。其中影響最大也最為人津津樂道的，便是載初元年（公元689年）朝廷策賢良方正，上萬考生雲集神都，盛況空前。武皇御洛陽殿，親發策問，年方弱冠的張說脫穎而出，文筆俊麗，詞鋒如刀，直指武皇重用酷吏之弊，武皇欽點對策為天下第一，當即拜為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