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不過十餘所，乃至兩三所，形成了舉天下之力而不敵關中的強幹弱枝局面。無論軍隊數目和官吏質量，地方政府都難以與中央對抗。但武皇並不因此而放鬆警惕，高宗去世中宗守孝的短短10幾天裡，她以母后身份暫掌國政，首先就是派遣軍中心腹分別前往幷州、益州、荊州、揚州四大軍事經濟重鎮，與當地官府共同鎮守，以防不測，從而為嗣聖宮變廢中宗囚睿宗的政權順利過渡提供了保障。徐敬業揚州兵變，武皇只派遣一名使者單槍匹馬馳赴外地，即可於百萬軍中處斬大將程務挺，中央的掌控能力之強於此可見一斑。

光宅元年，武皇改革官制，將御史臺一分為二，改置左、右二肅政臺，以左肅政臺監督京官，“專知在京百司”，“以察朝廷”；右肅政臺監督地方，“專知按察諸州”，“以澄郡縣”。＇2＇　左右兩臺互相監督，彼此制衡。右肅政臺每年春秋兩季出巡，春季稱為風俗，秋季稱為廉察，並定《垂拱格》專門刪定四十八條巡查格式，依照條例監督州縣。十道巡查遂成為定製。御史巡查，許可權極大，除了考察地方官政績之外，審理疑難案件，還包括檢查財政經濟領域內的犯罪行為，“知太府、司農出納”，督促發展州縣農業生產，蒐羅人才等等，幾乎無所不包，職權遠超前代。如聖歷二年（699年）的十道巡查主要是勘檢全國土地，不僅檢查職田，也檢查勳蔭田和民田，對田畝進行丈量登記。為了加強監察力道，武皇還不時派遣高官充任巡察大使，但只能巡察鄰道，不得巡省本道，目的在於迴避。這些措施對於澄清地方吏治起到了積極作用，但更多的是作為朝廷耳目，加強對地方的控制。隨著時日推移，使者許可權一再擴大，御史常有充任租庸使、鹽鐵轉運使、鑄錢使等等，無形中已侵奪地方常務。但在武周時代，無論出巡的是朝官大員還是御史，都具有臨時性，事畢朝官還京，御史回臺，暫出即還，都不常駐地方。至中宗神龍二年（705　年），首開巡使常駐地方的先例，睿宗景雲年間監察使者已與地方官融為一體，並出現了軍事專殺的節度使。唐代州府原本狹小，不足以對抗中央，而道成為地方最高一級行政單位，下屬十幾個州府，力量陡增數倍。玄宗天寶年間，節度使開始兼任採訪使，執掌監察大權和地方民政，逐漸形成集一道的軍、民、財、監察權於一身的藩鎮。朝廷原本為加強中央集權，派遣心腹侵奪地方官職權，中央的監察官遂演變成地方行政官，然此輩常駐地方之後，與軍閥勾結，缺乏節制，反過來對抗中央，唐史之崩潰，正在於此。

不過武皇疑心很重，她固然不放心地方行政，對她視為心腹的監察官也保持著必要的警惕，左右肅政臺互相監督，巡察使者時常更換，監察御史甚至可以不經過本部門長官而直接上奏皇帝彈劾長官，也就是說，把監察部門的頭頭本身也置於部下的監察之下。如此環環相扣，彼此制衡，可不象她孫子玄宗那樣“疑人不用”，大筆一揮便將大權拱手送人，自己跑去和美女鑽研音樂，由得下面胡天胡地。武皇一生從未真正信任過誰，這是做女人的悲哀，卻是做皇帝的職業道德。象她這樣做皇帝做到80多歲還兢兢業業孜孜不倦的人應該不多吧，她固然欣賞“蓮花六郎”張昌宗那美妙的笛音，可更讓她醉心的還是金鑾殿上生殺予奪的稱心快意，那是世上最危險也最刺激的遊戲。一聲令下，山河變色，萬民蟻伏，對她來說，這種快樂才是世間的極致。武周開國時新造的一套文字，現已風行於大江南北，遠至僻壤域外。現時所見，西北如敦煌莫高窟碑，西南如雲南昆陽及廣西龍州關外的石刻，無不遵用，歷百年而不變。朝廷的任何法令章程，都能雷厲風行地實施到地方，辦事效率極高。大谷文書&#8226；整合載長安三年（公元703年）三月括逃使碟並敦煌縣碟，記載了敦煌縣收到括逃使碟所作的處理，一日辦完，沒有差錯。威權獨任，令行即止，她對整個帝國的控制全面而徹底，是無可置疑的唯一主宰。歷代掌權的女主雖多，但從來沒有一個達到了這樣的高度和深度。

武周王朝，是武皇畢生為之奮鬥的心血所在，她不僅貪戀君王的權力和名分，更希望武周能夠繁榮強盛，萬世永昌。治國之道，首在用人。唐代取仕的三大途徑是科舉、門蔭（即士族子弟依靠祖先的餘蔭而得官）、軍功。武皇最為看重的是科舉。

（本節未完待續）

注：

＇2＇　《文獻通考*職官考》

接受小白的建議，改成“素養”，另外加了一些內容。

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