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部落在皇太極肩上。在努爾哈赤住處周圍，三步一崗，五步一哨，真是崗哨林立，水潑不進，土撤不入。而且晝夜值班，天天如此。

為了加強治安，防止明朝間諜、刺客入境，努爾哈赤頒佈命令：嚴令國中，不許任何人私自外出或與外界人員擅自往來；不許洩露訊息；未經允許，不準出入國界等。

這命令釋出之後，努爾哈赤又派皇太極組織清查組，分頭到後金國各地方的屯寨等處，認真清查，對所有可疑人員，全部關押審訊，決心不讓明朝間諜、刺客等，有藏身之地。對那些無業遊民，也採取集中管理，編戶入籍。不願入籍的人，限期出境，或押送出界。

命令釋出之後，又經過短期整頓，內部安定了，努爾哈赤又把目光投向明朝，積極備戰，準備迎擊明朝軍隊的“天討”。

四、薩爾滸，一將功成萬骨枯

話說努爾哈赤破撫順、拔清河，膽愈壯、氣愈粗。他將一名被擄的漢人，割去雙耳，令其鮮血淋漓地送信與明朝皇帝。

在這封詞令強硬的信中，他說：

“……若以俺為非禮，可約定戰期出邊，或十日，或半月，攻戰，決戰；若以俺為合理，可納金帛，以圖息事！……”

在上述信裡，努爾哈赤吐露了自己的願望。萬曆皇帝看到信以後，給努爾哈赤的回答是：

“調兵遣將，犁庭掃穴。”

於是，以努爾哈赤為代表的後金國統治集團對明廷的備戰，積極準備迎接。雙方的戰爭氣氛日益緊張，戰爭的烏雲越積越濃。

腐朽的明朝雖然積極主戰，但行動起來，就不那麼容易了。他們全部的備戰過程，幾乎為努爾哈赤牽著鼻子走。

最初，明廷將出師日期，定在萬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天命三年）六月，因為兵餉不濟，將不出關，兵不聽調，無法如期出師。

萬曆皇帝旨令說：

“總兵官以下若有不從命的，可按軍法從事，立即處斬。”

同年七月，努爾哈赤統帥大軍攻破清河城，全遼震動。這一訊息很快傳到京師，皇帝再次震怒，下旨嚴歷責備督臣說：“清河被陷，敵勢猖狂，各個總兵官仍然逗留在關內，都不肯先驅赴敵，所謂禦敵之忠心究竟哪裡去了？”

在努爾哈赤蠶食遼邊，不斷地向遼左腹地推進的牽動下，明廷將出師期限又定在八、九月間。

但是，等到八月已經期滿時，總兵官杜松仍然沒有出關，出師的日期仍無訊息。

根據八月份兵部報告：援遼兵馬只有宣大、山西已經起程，其他各路兵馬都沒有籌辦。

四個月以後，即萬曆四十六年十二月，各路兵馬稍集。可是新的問題又出現了。所集結的官軍，經過楊鎬查點，報告給皇帝的結果是：西方所調的兵馬，僅僅馬林所部經過了挑選，其他各路都是老弱不堪的兵卒，不能參戰。

根據調兵情況，萬曆帝不得不再下嚴旨：“命令各地督撫各官，必須嚴令各鎮、道等官員，務必挑選精兵良馬，指定由現任官員統領，以期抵達遼邊。如果仍然像以前那樣以老弱充數，不經選拔，且逗留不進的話，將從重處置。”

萬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天命四年）二月，明朝各路兵馬，經過一年多的籌辦，終於相繼到關了。

經略楊鎬，薊遼總督汪可受，巡撫周永春，巡按陳玉庭等，共同商定出師日期。初定各鎮、道官員於二月十一日到達遼陽演武場集中，酌定兵馬，分為四路。

西路，即撫順路，以山海關總兵官杜松為主將，率保定總兵王宣。原任總兵趙夢林、都司劉遇節、原任參將龔念遂等官兵二萬餘人，以分巡兵備副使張銓為監軍，由瀋陽出撫順關，沿渾河右岸（北岸），入蘇克素滸河谷，從西面進攻赫圖阿拉。

南路，既清河路，以遼東總兵官李如柏為主將，率管遼陽副總兵事參將賀世賢，都司張應昌，管義州參將事副總兵李懷忠，遊擊尤世功等官兵二萬餘人，以分守兵備參議閻明泰為監軍，推官鄭之範為贊理，由靖河出鴉鵑關，從南面進攻赫圖阿拉。

北路，即開原路，以原任總兵官馬林為主將，率開原管副總兵事遊擊麻巖、都司鄭國良、遊擊了碧、原任遊擊葛世鳳等官兵二萬餘人，以開原兵備道金事潘宗顏為監軍，岫巖通判董爾利為贊理。開原路由清安堡出，趨開原、鐵嶺，從北面進攻赫圖阿拉。

東路，即寬甸路，以總兵官劉蜒為主將，率管寬甸遊擊事都司祖天定、南京六營都司姚國輔、山東管都司事周文、浙兵勞備禦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