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被拆除了，但我們卻時時會遇上“地雷”，而這些“地雷”裡裝的無不是“左”的火藥！我們仍需用百倍的勇氣，去蹚過一個個“雷區”。由此，我固執地認為，和改革一起前進的文學固然值得提倡（寫改革也離不開昨天的歷史），但“反思”文學也同樣會給今天的生活以啟迪。這便是我寫《墳塋》的初衷。

我不敢說《墳塋》是徹底否定“文革”的作品，我寫時沒有那樣明確地想過，稿子寫了近一半時，才聽到黨中央提出要徹底否定“文革”。況且，“文革”的大悲劇絕非“十九座墳塋能否定得了的。我只能說，因為我對“文革”中的那段部隊生活還熟悉，便寫了這篇東西。

《墳塋》在揭示矛盾方面，稜角要比《花環》大一些。我非常感謝《崑崙》編輯部在刊用這部小說時，不僅沒有讓我磨掉可能引出點小麻煩的稜角，而且還鼓勵我再放開一些。《墳塋》所揭示的矛盾，或許有人接受不了。對一部作品，不論從思想還是從藝術見解來說，要讓所有的人都接受，那是絕不可能的。中國之大，十億之眾，對一部作品譭譽不一，見解不同，是十分正常的。只要不是看風轉舵，重溫“大批判”的舊夢，誰心裡有啥就說啥，是政治開明的表現。

在創作中我抱定這樣的態度：作家對生活應該絕對真誠。雖然有人想用一句“自然主義”來否定“現實主義”（“自然主義”和“現實主義”的概念本來是清楚的），但我還是按照自己認準的路走下去。寫《墳塋》時，我力求自己能有點對歷史、對人民負責的觀念，去再現那荒唐年代中“黃鐘譭棄，瓦釜雷鳴”的嚴峻的真實。中國士兵的忠誠堅貞、英勇頑強、吃苦耐勞和犧牲精神，是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的軍隊都無法匹敵的。我常常想大聲呼喊：“中國士兵萬歲！”我就是帶著這樣的情感來寫彭樹奎、郭金泰、孫大壯、陳煜、劉琴琴、王世忠、甚至是殷旭升的。儘管他們在《墳塋》中都不可避免地扮演了悲劇的角色，成了無謂的犧牲品。然而，人生的悲劇又往往是無知造成的。孫大壯、王世忠等人的死，不能完全歸於極左路線的重壓，還在於他們的無知。在這些戰士身上，生活的艱辛鑄成了他們的美德，文化的貧乏又造成了他們的矇昧。顯然，在這部作品中，我偏重於描繪他們的美德，而沒有過多地去剖析他們的矇昧。嘲諷這些戰士，我落筆發抖，於心不忍。儘管我知道魯迅先生在他的作品中不止一次剖析的那種“劣根性”，是產生悲劇的土壤。沒有文化的軍隊是愚蠢的軍隊，沒有文化的人民是很難掌握自己命運的。一切社會問題、政治問題，歸根結蒂，原因在於經濟。“文革”的悲劇發生在我們這個歷史悠久而經濟不發達的民族身上，單把責任歸於領袖人物和問罪於幾個野心家，顯然是不夠的，值得我們深思的東西太多了。

有人說文藝不要再去表現“文革”了，這實在難以苟同。回顧那段歷史的確是痛苦的，但我們仍需痛定思痛；閉上眼睛無視那段歷史也許容易，但我們卻沒有隨意忘卻的權力！況且，在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日益發達的今天，文學不會也不應該給歷史留下空白。我認為，站在比較高的歷史角度來反映“文革”的作品，不是嫌多，而是嫌少，真正稱得上史詩性的作品還沒出現。“文革”作為歷史的大悲劇，其經驗教訓很值得文學去總結、去再現。寫好這方面的作品，防止歷史的悲劇重演，將作用於千秋萬代。時代在呼喚中國的莎士比亞。真正從宏觀入筆寫出那場悲劇的根源，描繪那段極為複雜的歷史，塑造出各種各樣稱得上藝術典型形象的大作品，隨著時代的前進，肯定要出現的。

《墳塋》在藝術表現上會給人若干缺憾。筆力不足且不說，它是我在“背水一戰”的情況下匆忙完成的。我雖在四月份就完成了構思，但因忙，直到《崑崙》第六期上別的稿子已下廠一個多月了，我這部稿子還在趕寫中。搶先上市的果子必然帶有青嫩和酸澀。

我感到，只要我們的思想再解放一些，只要“左’’的幽靈不再不時地在我們面前晃盪（當然，我們也要注意剝削階級思想和外來不健康的思想對我們的影響），只要我們創作準備做得充分一些，軍事文學大面積的豐收和“全方位”的突破，是完全可以預期的。

選自《小說月報第二屆百花獎獲獎作品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