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50年，衛匡國被推為司庫，應詔赴羅馬教廷公幹。他經福州、泉州、漳州、廈門南下，1651年3月5日離華。海途中因為被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船隻俘獲，便一路隨荷蘭人返歐，先到德、法、英、比、挪威諸國，於1654年底始抵羅馬。在羅馬期間，他就中國傳教時所遇到的禮儀問題，參加了教廷的辯論，最後以他的見解獲勝。教廷事後頒敕令稱，中國教徒的敬天祭祖尊孔等禮儀，只要無礙於天主教的傳播均可照舊講行。衛匡國在羅馬完成教務後，1657年再次赴華，曾覲見清順治帝。他返杭州傳教，得總督佟國器支援，在杭州新建了一所教堂，於1661年竣工，其宏偉壯麗的程度，為當時中國教堂之冠。同年，衛匡國不幸感染傷寒，於6月6日病逝於杭州，享年47歲。

衛匡國死後葬於老東嶽大方井南天主教墓地。十八年後的1678年，因大方井墓地潮溼，教會遂將教士們的遺體擇地另葬。及至開啟衛匡國的棺木，赫然發現他衣冠如舊，遺體只缺了一個耳朵，其餘完好無損。教徒們將他的遺體移往新墓地的小教堂，奉為聖物，“年中屢有人為之剪髮修指甲，盥面整容，臥於木椅上，置於上層堂角，作共同祈禱狀者。”對這一奇象，殷鐸澤、柏應理、白晉等人均有描述。直到1877年，因屍體的腐爛加劇，教會才將其斂葬於墓地的教堂內。

衛匡國只活了短短四十七年，而其中的十一年時光，更耗費在往來中歐的路途上。在早期耶穌會士群體裡，衛匡國被視為利瑪竇之後的又一學術高峰，並且是義大利漢學研究的最後一座豐碑。自他之後，歐洲漢學研究中心，便移往法國。就數量而言，他著有《中國歷史概要》、《中國上古史》、《韃靼戰紀》、《中國新圖》、《中國耶穌會教士紀略》、《中國文法》、《逑友篇》等書。就範圍而言，他的研究覆蓋了中國歷史、中國地理、中國語文、中國天主教傳教情況等。他的著作，許多為西方研究中國的開天闢地製作，內容均廣博深入，極受學界推崇。

《韃靼戰紀》拉丁文第一版

（Martino；　Martin。　De　Bello　Tartarico　Historia。　Antwerp；　Pantiniana；1654）

《韃靼戰紀》是記述中國明清鼎革的重要歷史文獻。它從1616年滿洲人（韃靼人）進佔開原城寫起，至1651年清攝政王多爾袞逝世及衛匡國離華止。此後至1654年間發生的事，因衛匡國已人在歐洲，便以徵引中國來函的方式，收於附錄。

《韃靼戰紀》是反映明清嬗替之際最原始的記載之一。它取材於衛匡國的親身見聞、友人書信及官私記載，感受真切。因作者身份特殊，該書得以置身明萬曆後的黨爭之外，超越夷漢之分，無懼清初文字獄，而保持客觀態度。雖然衛匡國同情的是明朝君臣的命運，但他對滿洲八旗兵的軍事動員制度和攝政王多爾袞的文治武功，評價積極；雖然對流民起義態度敵視，但對於明朝官軍掘開黃河大堤，導致三十萬生靈塗炭一事，照樣揭發。

第二章　耶穌會挺進中國（7）

衛匡國認為明之滅亡，要素有三，其一為滿洲的擴張戰爭，其二為流民起義，其三為上層黨爭。其中，流民起義又起了決定作用。至於李自成的失敗，作者認為是進京後執行了錯誤的政策。李自成進京前，“在他統治的地方，免除了所有的官稅，嚴守要溫文有禮地對待老百姓。因此，所有的人都擁護愛戴這個十分美好的政權，願意歸附他的統治”。可是進入北京以後，“他下令逮捕所有的明朝官吏，很多人受酷刑致死……放手讓士兵搶劫這個繁華的城市”。其後果是，“他這種可怕的殘酷和暴虐，使他丟掉了國家”。

對明清鼎革之際耶穌會士及中國天主教徒的活動，《韃靼戰紀》也有詳細記載。那時的耶穌會士繼承了利瑪竇路線，將傳教重點放在統治階級上層，收效顯著。明清雙方，都有傳教士在其中活動。後來反清的各支隊伍中，也都有入教或親教的文人學士參加，其中一些，更成為南明政權的決策人物。

據書中的記載，可以看到萬曆年間教難時傳教士的動向及心態；可以讀到明朝向澳門購置火炮而使傳教合法化；可以瞭解因清軍優待傳教士，使傳教士計劃借清朝上層力量，大力發展天主教。書中還真切描繪了各地傳教士在戰亂中的遭遇，比如，開封傳教士誓與被洪水淹沒的教徒同歸於盡；福建建寧傳教士僥倖在戰火中逃生；西安兩個傳教士受到李自成義軍的善待；南昌兩個修士死於清軍進攻。對於曾德昭的命運，書中也專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