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撩開中華帝國面紗（1）

馬可·波羅的謎團

西方書寫中國的歷史，基本認定是從馬可·波羅開始的。雖然那時進入中國的西方人不止馬可·波羅一人，著有行紀的也不獨獨是他，但就內容之豐富，影響之廣泛而言，馬可·波羅的遊記並無對手。

馬可·波羅的遊記雖然已有多箇中文譯本，但讀起來，絕非一件賞心悅目的事，甚至會覺得如讀天書。這其實怪不得譯者，因為原作混亂，要一一還原成有意義的中文，實在是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馬可·波羅的遊記之所以混亂頻頻，首先是因為他文化不高。他十七歲即隨父出外經商，終日在外忙碌，不可能有機會接受學術培訓，因此，他通文墨應該不成問題，多學識則未必。以其有限之學識，來到一個文化迥異、制度遠別的國度，要弄清原委，評析得鞭辟入裡，委實難以勝任。

其次，他雖然入華十七年，但一個簡單推斷，便可知他不懂漢語。他的遊記，通篇稱中國為“契丹”（拉丁文為Chataja，譯成英文為Cathay，近代的中國人將其音譯為“國泰”）。那是遼金元朝時，內陸西域一帶對中國的稱呼，相信蒙古人也通用，但漢人是絕不會使用這個名詞的。若馬可·波羅學過漢語，第一要接觸的，便是漢語中對中國的稱謂，無論是稱“中國”、還是“中華”、“華夏”、“大宋”、“大元”，總有一說。但通觀全書，他對“中國”的漢語稱謂，從來不提。再者，他在遊記中，對中國的書法、中醫、筷子和茶葉同樣隻字未提，也讓人覺得匪夷所思。可見他以色目商人的身份，與當時的漢人社會，幾乎徹底隔絕，這進一步證明，他是不可能掌握漢語的。

諸多專家也推斷，馬可·波羅並未掌握漢文。邵循正教授在《語言與歷史——附論的史料價值》（載《元史論叢》，中華書局1982年出版第一輯）指出，《馬可·波羅遊記》“從未提到一個漢人朋友”，“以他《遊記》來判斷他的語言知識，我們敢說他簡直不懂漢語。”英國的亨利·玉爾（Henry　Yule）、戈爾迭（H。　Cordier）也認為馬可·波羅不懂漢文漢語。楊志玖教授在《關於馬可·波羅在中國的幾個問題》一文中認為，馬可·波羅可能通蒙古語、波斯語、*語和突厥語，而不懂漢語。

既然馬可·波羅學識淺薄，又完全不諳漢語文，要他弄清中國的政體架構、職官系統、行政區劃、文化傳承、社會心態、語言人文，便是苛求了。就好比一個不懂英語的廣東華僑，即便在美國一呆十數年，也隨別人全美遷徙過，但要他事後寫一本美國通論，說清該國的政治、地理、經濟、文化、法制，估計也是勉為其難。因此，雖然馬可·波羅行程縱貫中國，但他對行經路線的描述，地理學是無法解釋通的。他提到的中國許多地名，也讓史地專家們摸不著頭腦，至今犯愁。他談論的人，歷史學家還在絞盡腦汁，翻遍各種正史和野史，試圖對上號。好不容易有個收穫，往往還張冠李戴，比如誤將馬可·波羅當成了元代樞密副使孛羅，便是一例。

馬可·波羅的另一個致命傷在於，他對過往近三十年生活的講述，憑藉的只是大腦的記憶。而事實早已證明，人腦作為史實的儲存體，是最靠不住的。從現有資料看，馬可·波羅不曾像利瑪竇那樣，有勤寫日記的習慣。那麼，以他隔閡的語言、有限的學識，如何能僅憑印象，就把一個疆域遼闊的陌生大國，從時間和空間上梳理得一絲不亂？他的講述，若不顛三倒四、張冠李戴，反倒出奇了。

第一章　撩開中華帝國面紗（2）

馬可·波羅的侷限，還在於他那常人的虛榮心。他歷盡千辛萬苦，回到故國，被萬人崇拜過，最後卻成了階下囚，打在牢獄裡，唯一的聽眾，是同囚的文人魯思梯謙。這種時候，靠回憶過去的輝煌，支撐起一點生的希望，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因此，他的講述，自然會添油加醋，穿鑿附會，甚至無中生有。當時，歐洲地理大發現時代尚未來臨，中國是個遙不可及的幻影，吹再大的牛，也不必擔心被人戳破。他何曾料到，不出幾個世紀，他的書就被無數專家拿著放大鏡逐字核實。若有先見之明，則他的敘述，可能會是另一番面貌。

最後，《馬可·波羅遊記》是假魯思梯謙之手寫成的。執筆者對講述的內容作編排、增刪、修飾，乃是一種本能。而魯思梯謙從未踏足過中國，他的加工，難免失之毫釐，謬以千里。

以上種種，造成《馬可·波羅遊記》偏離了純紀實的軌道，讓人對其真實性疑慮重重。比如，馬可·波羅在遊記中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