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考入英國殖民部，同年被英政府派往香港，先後任輔政司助理和港督卜力（Sir　Henry　Blake）的私人秘書。從此，莊士敦以學者兼官員的身分在華工作了34年。　。。

第九章　天子的洋師（4）

光緒二十八年（1902）七月，他先後穿越中國雲南和越南，然後又到緬甸考察。光緒三十年（1904），他經威海衛的首任英國文職行政長官駱任廷（Sir　James　Haldane　Stewart　Lockhart；　1858～1937）力薦，被英國殖民部派往威海衛，先後出任政府秘書、正華務司和南區行政長官等職。光緒三十二年（1906），他沿長江而上去了四川、西藏。光緒三十四年（1908），他到了五臺山、九華山、普陀山等地，主要任務是考察佛教聖地，為研究佛教理論蒐集原始資料；民國二年（1913），他前往普陀山研究觀音文化。在此期間，他根據沿途的實地考察寫成了《從北京到瓦城》（From　Peking　to　Mandalay。　A　journey　from　North　China　to　Burma　through　Tibetan　Ssuch'uan　and　Yunnan）、《大地眾生成佛》（Buddhist　China）等書，對佛教禮讚備至。

在威海期間，莊士敦因覺得難以施展抱負，而幾度想棄政從學，卻屢屢受挫。他謀求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和香港大學漢學教授的職位，都功虧一簣。民國七年（1918）的八月底，莊士敦循慣例往內地旅行，十月底來到了上海，不想就此時來運轉了。時北洋政府國務總理徐世昌等人想為溥儀選一位師傅，教授英語和歐洲憲政知識，託李鴻章次子李經邁物色。李經邁曾在威海衛避難，與莊士敦交往甚密，在上海再遇後，自然大力推薦。莊士敦大喜過望，欣然受邀，遂於民國八年（1919）二月從威海離任，正式開始了“帝師”生涯，這一年溥儀剛好14歲，而莊士敦已45歲。莊士敦就此邁上了人生的又一個臺階，進入了神秘的中國內宮。西洋人中，在紫禁城裡長期生活過的，獨他一個，擁有“帝師”頭銜的，也別無他人，風頭一時蓋過了京師大學堂的總教習丁韙良，從此名聞天下。英國政府在其離威前，授予他CBE（高階英帝國勳爵士）。

溥儀被逐出宮時，莊士敦曾透過英國使館向民國政府施壓。溥儀去天津後，莊士敦於1926年短暫任英國賠款委員會書記，次年便重回威海衛當行政長官。民國十九年（1930）十月一日，莊士敦代表英國政府參加了威海衛歸還儀式。面臨離開中國，莊士敦沮喪異常，以致因僕人將衣服裝箱時出錯，而大發雷霆。

卸任回國後，莊士敦從1931年到1937年在倫敦大學東方學院任漢學教授。但上課講學的工作，於他並不合適。他對溥儀念念不忘，九一八事變後，他借返華處理威海衛遺留問題之機，特地赴津探望溥儀，並請溥儀給他的著作《紫禁城的黃昏》寫了一百多字的序言。1935年溥儀在長春出任傀儡皇帝時，他照樣去看望，更衷心擁護。

莊士敦向溥儀傳播西方文化，自己卻被中國文化同化了。他身為金髮碧眼的洋人，卻是地地道道的中國通，一口流利官話，欣賞中國公卿貴胄的派頭，穿長袍馬褂，戴二品花翎頂戴，像前清遺老一樣邁方步，總願意人家稱他“莊大人”。他的名片上用中文印著“莊士敦”，下面還印上別號“志道”，取《論語》“士志於道”之意，因此也愛聽人稱他“志道先生”。他每次和陳寶琛、朱益藩以及王公舊臣見面，也總愛學中國官場的樣子，拱手為禮。

莊士敦到中國後，脫胎換骨，變了一個人。他原是信仰基督教的，來華後興趣轉移到中國佛教，大量閱讀佛家經典，遍訪中華名山寶剎，與高僧法師探討佛理妙諦，從此不再到教堂作禮拜。光緒二十七年（1901），莊士敦以　“林紹陽”的筆名在倫敦出版了《一箇中國人關於基督教傳教活動向基督教世界的呼籲》一書，指責基督教會傳教士試圖改變中國社會的做法等，引起英國宗教界的猛烈抨擊，稱他為“古怪的佛教徒”。

第九章　天子的洋師（5）

莊士敦對儒家思想幾乎達到了痴迷的地步。因此，他的所作所為，在大部分西方人看來，不免有些驚世駭俗。他認為儒家思想絕不應受到攻擊，因它構成了中國社會的基礎，是惟一可以把中國人聯為一體的紐帶。他寫道：“如果在漫長的改革過程中，中國逐漸輕視並放棄她幾千年來所賴以依靠的所有支柱，如果她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