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空氣中充滿了音樂，那是當地的天才子弟、歐洲最偉大的音樂家海頓、莫扎特、貝多芬、舒伯特的高尚優美的音樂，而且在最後那幾年迴光返照的昇平歲月裡，還有維也納自己鍾愛的約翰·斯特勞斯的歡樂、迷人的華爾茲圓舞曲。對於這樣幸運和過慣了巴羅克式生活的人們來說，生活就像是一場美夢，因此快活的維也納人都過著紙醉金迷的生活，跳華爾茲，喝葡萄酒，在咖啡館裡談心，在歌場舞謝聽曲看戲，打情罵俏，尋歡作樂，把一生之中大部分時間消磨在享受和夢想之中。

當然，也需要治理一個帝國，維持一支陸軍和海軍，管理交通，進行貿易，從事勞動。但是在維也納，很少有人需要在這些事情上加班工作，甚至用不著全天工作。

當然，也有陰暗的一面。這個城市像所有其他城市一樣，也有窮人，他們營養不良，衣衫襤褸，住在貧民窟裡。但是作為帝國的首都，而且作為中歐最大的工業中心，維也納是繁榮的，這種繁榮比較普遍，人人都有一份。下層中產階級人數眾多，在政治上控制了這個城市；工人們不僅在組織工會，而且也在組織自己的強大政黨——社會民主黨。全市人口這時已增加到200　萬，生活之中有著一種沸騰的景象。民主的勢力正在排擠哈布斯堡王朝悠久的專制的勢力，教育和文化已向群眾開放，因此到1909年希特勒到維也納來的時候，一個囊無分文的青年也有機會受高等教育，或者謀得一份相當體面的差使，同其他為數約100　萬的職工一樣，生活在籠罩著首都居民的文明氣氛中。他的唯一友人，同他一樣微賤和默默無聞的庫比席克不是已經在音樂院中初露頭角了嗎？

不過年輕的阿道夫並沒有去實現進建築系的抱負。儘管他沒有中學畢業文憑，他仍有可能進建築系——凡是有“特別才能的”青年，即使沒有這種證件也能入學——，但是從目前所知道的情況來看，他沒有申請入學。他也不想學什麼手藝行業，或者從事任何正常的職業。相反，他寧願幹些雜七雜八的零活——掃雪，拍打地毯，在鐵路西站外面扛行李，有時候幹幾天工地小工的零活。1909年11月，他到維也納“掌握命運”後不到1　年，他不得不放棄在西蒙·丹克衚衕租賃的房間，在以後的4年中一直住在只有鋪位的雞毛店裡，或者在多瑙河畔維也納第二十區默爾德曼街幾乎同樣簡陋的單身宿舍裡棲身，靠光顧施粥站打發飢餓的日子。

難怪在將近20年後他這麼寫道：對許多人說來，維也納是個盡情享受的天堂，尋歡作樂的場所，但是對我說來——恕我直言——它卻是我一生最悲哀的時期的活生生的記憶。

即使到今天，這個城市在我的心中也只能引起不愉快的想法。對我說來，這個逍遙自在的城市的名字所代表的就是5　年艱苦貧困的生活。在這5　年中我被迫求職口，開始當小工，後來當小畫家。

收入之微薄，不足以填充我每日轆轆的飢腸。

他說到那些日子時，總不免要提起飢餓。

當時飢餓是我忠實的伴侶，他同我形影不離，有福同享？？我的生活就是同這個無情的友人進行的一場長期搏鬥。

但是，飢餓卻從來沒有逼得他設法尋找一個固定的職業。他在《我的奮鬥》中說得很清楚，他有著一種小資產階級的入骨的恐懼，深怕又掉到無產者的隊伍中去，體力勞動者的隊伍中去——他後來就利用這種恐懼心理在缺乏領導、薪金低微、無人重視的白領階層的廣大基礎上建立了國家社會黨。這個階層的千百萬人都有這樣一種錯覺，以為自己在社會地位上比起“工人”來至少略勝一籌。

希特勒固然說過，他至少有一陣子靠當個“小畫家”，但是他在自傳中沒有詳細說明這個工作的情況，只不過說了這麼一句，在1909年和1910年，他的情況略有改善，可以不必再當普通小工了。

他說：“這時，我已開始獨立工作，做個小素描畫家和水彩畫家。”

這句話是有些容易令人誤解的，《我的奮鬥》中許多其他具有傳記性質的段落也是如此。雖然當時認識他的人所提供的材料也並不比他自己更加可靠，但是拼湊起來的情況可以說肯定是比較完整的，也可能比較確實。

有一點是相當肯定的，阿道夫·希特勒從來沒有像他的政敵所嘲笑的那樣當過房屋油漆匠。至少沒有材料證明他幹過這個行當。他當時幹過的事是繪製一些拙劣的維也納畫片，內容常常是一些著名的景物，例如聖斯蒂芬大教堂、歌劇院、伯格劇場、舒恩布倫王宮或者舒恩布倫公園中羅馬時代的遺蹟。據他相認的人說，他是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