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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是所有的德國企業家在納粹黨在1930年選舉中獲得勝利後就馬上支援希特勒的。豐克提到，大電氣公司西門子公司和通用電氣公司的態度就很冷淡，軍火大王克虜伯·馮·波倫一哈爾巴赫也是如此。弗裡茨·蒂森在他的懺悔中說，克虜伯是希特勒的“激烈反對者”，到興登堡任命他為總理之前，克虜伯還向老元帥提出緊急警告，叫他不要犯這種錯誤。但是，克虜伯不久就看出了苗頭，很快就變成了——用懺悔的蒂森的話來說——“一個超級納粹黨人”。因此，事情很顯然，希特勒在最後努力奪取政權的時候，已經得到相當大的一部分德國企業界的大量經濟支援。在1933年1　月以前的最後3　年之中，銀行家和企業家們到底向納粹黨捐助了多少款項，這一點從來沒有弄清楚過。豐克說，可能不超過“一二百萬馬克”。蒂森估計1　年有200　萬；他說他本人就給過100　萬馬克。但是從這些日子裡黨的手頭總是不乏大筆款項來看（儘管戈培爾抱怨錢一直不夠花），企業界的捐贈總數肯定要比上述這些估計多好幾倍。這些捐贈對於這些政治上幼稚無知的企業家究竟有些什麼好處，本書以後邵將談到。這些人中間，當時最熱心的一個，也就是後來感到幻滅最劇烈的一個，是沙赫特博士，他於1930年因為反對揚格計劃而辭去了國家銀行總裁一職，同年遇見了戈林，1931年會見了希特勒，此後兩年就貢獻了全部能力來使元首接近他的銀行界和工業界偽朋友，更進一步靠近總理職位這個大目標。到1932年，這個對於第三帝國的建立和它的初期成就所起的作用後來證明是無限之大的經濟奇才寫信給希特勒說：“目前的情況如果發展下去，只會導致您擔任總理，關於這一點，我毫無疑問？？您的運動有著一種非常有力的內在真理和必要性，因此您不久必將獲得勝利？？不論我將來由於工作關係身在何處，即使有朝一日您可能發現我被囚炮臺，但是您可以永遠把我當作您的忠誠擁護者。”寫著這些話的兩封信中有一封結尾時用的是“向您高呼‘萬歲’”。納粹運動“非常有力的真理”之一，希特勒是從來不保守秘＇146＇　密的：一旦黨控制了德國，它將扼殺德國人的個人自由，包括沙赫特博士和他的企業界朋友的個人自由在內。這個態度溫文爾雅的國家銀行總裁（在希特勒上臺後他再度出任此職）和他在工業界和金融界的朋友過了好久才覺悟到這一點。這部歷史正如所有歷史一樣，自始至終充滿了命運的意外播弄，因此過不了很長時候，沙赫特博士就以事實證明，他自己不僅是關於希特勒擔任總理一事的先知，而且也是元首把他監禁起來一事的先知——不過不是在炮臺中，而是在集中營中，這隻有更糟糕；同時他也不是作為希特勒的“忠誠擁護者”（在這一點上他沒有說對），而是以相反的身份。

到1931年開始的時候，希特勒在黨內已經糾集了一批狂熱的不擇手段的人，他們將協助他最後取得政權而且（除了一個例外）將在第三帝國存在的期間在他身旁協助他維持政權，雖然其中另一個他最最親近的，也許是最最能幹和殘忍的，並沒有能活過納粹政府的第二年。在這個時期裡，有5　個人的地位超過其餘徒眾。這5　個人是施特拉塞、羅姆、戈林、戈培爾和弗立克。

戈林是在共產黨協助右翼政黨在國會透過了一項政治大赦令後，在1927年年底回到德國的。自從1923年政變以來，他的大部分流亡生活是在瑞典度過的。他在瑞典的蘭格勃羅療養院戒掉了吸毒的惡習，病癒後在一家瑞典飛機制造公司供職，這個勇敢而英俊的世界大戰英雄這時身體已經發胖，但是仍舊精力旺盛，生氣勃勃。他在柏林巴登大街租了一套小而精緻的單身漢麼寓（他所眷愛的患有癲癇症的妻子這時又患上了肺結核，留在瑞典養病），一方面擔任一些飛機公司和漢莎航空公司的顧問，一方面建立社會關係。這種關係範圍很廣，從前黑森王太子菲利普親王（他娶了義大利國王的女兒瑪法爾達公主為妻）到弗裡茨·蒂森和其他企業界巨頭為止，其中還包括一些陸軍高階軍官。

這些關係正是希特勒所缺少的和需要的關係，因此戈林不久就積極介紹納粹黨領袖同他的朋友相識。在上層階級的圈子中法除一些褐衫黨徒所發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