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天還是打電報給柏林說，這篇社論可能是“根據首相左右給與《泰晤士報》編輯部的暗示”。其實豈止是可能呢！

目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危機重重的年月裡，已很難回憶紐倫堡納粹黨代表大會期間對歐洲各國首都所造成的陰暗的、幾乎難以忍受的緊張氣氛。這次大會是9月6日開始的，在9　月12日達到高潮。希特勒預定在這一天向大會作閉幕演說，而世人則＇383＇　預料他將向全世界宣佈對捷究竟是戰是和的最後決定。我那個星期正在危機中心布拉格，令人奇怪的是，儘管有日耳曼人在蘇臺德區發動的武力騷動，儘管有柏林的威脅，有英法政府要它屈服的壓力，有擔心它們會對捷克斯洛伐克撒手不管的恐懼，捷克首都的氣氛卻比任何其他地方都要平靜——至少外表上如此。

9　月5　日，貝奈斯總統看到，要挽救和平的話，已非由他來採取決定性的行動不可，於是在赫拉德欣宮召見了蘇臺德人的領袖孔恃和西伯科夫斯基，通知他們以書面提出他們的全部要求。不論這些要求是什麼，他都將接受。第二天，蘇臺德人的副領袖卡爾·赫爾曼·弗朗克叫道：“我的天，他們給了我們一切。”不過，這卻正是蘇臺德的政客們和他們在柏林的主於們最不願見到的事情。9　月7　日，漢萊因就在德國的指示下，根據捷克警察在摩拉夫斯卡一俄斯特拉伐有所謂過火行為這樣說不過去的藉口，而中斷了同捷克政府之間的一切談判。

9　月10日，戈林在紐倫堡納粹黨大會上發表了一篇好戰的演說。“歐羅巴的一塊小小的地方在折磨著全人類……這個可憐的侏儒般的民族＇　指捷克人＇　在壓迫著一個文明的民族，站在他們背後的是莫斯科和猶太鬼。”但是貝奈斯在同一天所作的廣播一點也沒有提到戈林的惡罵；那是一篇安詳地、莊嚴地呼籲雙方平心靜氣相見以誠的演說。

雖然表面上如此，捷克人骨子裡是緊張的。在貝奈斯博士講完了話以後，我在捷克廣播大廈的前廳遇見他時，看到他的臉色非常沉重，而且看起來完全意識到自己處境極為困難。威爾遜火車站和飛機場擠滿了猶太人，爭先恐後想得到一個位子轉到安全一點的地方去。防毒面具也在這個周未分發給群眾。巴黎來的訊息說，法國政府因為看到有戰爭的危險而驚慌失措，倫敦來的訊息說張伯倫在考慮採取豁出去的措施來滿足希特勒的要求——當然，是以犧牲捷克為代價。

就在這種情況之下，全歐洲都在等待著希特勒9　月12日在紐倫堡的講話。然而，這位元首在黨大會最後一天晚上對紐倫堡體育場上的如醉如狂的納粹信徒發表的演說雖然粗魯激烈，而且充滿了對捷克國家，特別是對捷克總統的惡毒咒罵，卻還並不是一份宣戰書。他——至少在公開場合——沒有宣佈最後決定，事實上，我們從繳獲的德國檔案中知道，他早已確定以10月1　日為越過捷克邊界的日子。在紐倫堡的演說中，他不過要求捷克政府給與蘇臺德日耳曼人以“公平待遇”。要是它不照辦的話，德國就要設法讓它一定辦到。

希特勒的這番發作，影響頗為可觀。在蘇臺德地區，它引起了一場叛亂，經過兩天激戰，捷克政府趕緊派兵鎮壓並且宣佈戒＇384＇　嚴之後方才平息。漢萊因偷渡邊境到了德國，宣佈現在唯一的解決辦法就是把蘇臺德地區割讓給德國。

我們已經看到，這正是在倫敦日益佔上風的解決辦法。然而必須首先得到法國的同意之後才能促使其實現。在希特勒講話以後的第二天，即9　月13日，法國內閣開了整整一天的會，內閣認為德國進攻已經迫在眉睫，然而在法國究竟應否履行對捷克斯洛伐克的條約義務這一點上陷入分裂，無法得出一致意見。當天晚上，英國大使埃立克·菲普斯爵士正在喜劇歌劇院觀劇之際，中途被請去同達拉第總理進行緊急磋商，後者要求張伯倫立即設法同那位德國獨裁者談判，儘可能取得最好的結果。

可以猜想，張伯倫先生在這方面毋須促駕，當天晚上11點，這位英國首相就給希特勒發出一份急電：鑑於局勢日益嚴重，我提議立即前來見你，以尋求和平解決辦法。我提議乘飛機前來，並且準備就在明天啟程。

請賜告你最早能在什麼時候見我，並請賜告會面的地點，盼儘早賜復為感。兩小時以前德國駐倫敦的代辦西奧多·科爾特，曾電告柏林，說張伯倫的新聞秘書告訴他，首相“已準備研究德國的多方面的建議，包括舉行公民投票在內，協力促其實現，並且在公開場合加以鼓吹”。

最後在慕尼黑臻於完成的投降就此開始。

張伯倫在伯希特斯加